淺談東亞法治模式及其轉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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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治內涵之再思考：民主與法治

對于法治的基本內涵包括法律至上、良法之治、體制保障等學界已達成共識，而在法治與民主的關系上還存在一些爭議。大部分學者都贊同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盡管“法治與民主相輔相成。然而，法治不一定與民主同步。”在東亞法治實踐中，獲評價最高的法律體系往往并不屬于民主政體或狹義上的民主政體。以新加坡為例，其常被描述為強制民主甚至假民主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軟威權國家，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維持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鞏固國家權威，司法機關往往聽命于政府，甚至被用來壓制發對黨，以非自由主義的觀點解釋許多與權利相關的問題，因此其被認為存在民主局限性，但在世界銀行法治指數評價中卻排名靠前。同時反觀另外一些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盡管民主程度較高，但其法治程度較低，或者一度企圖在低財富水平和體制不健全的情形下實施選舉等推進民主化進程，結果反而繼續在社會秩序動蕩、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等狀態下緩慢前行，甚至重新恢復到獨裁體制。以1972年馬科斯宣布戒嚴而告終的菲律賓自1935年以來的民主嘗試及以蘇加諾宣布戒嚴而告終的一段時期的印尼民主嘗試都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國家的普遍特征在于財富水平較低，即使實現了民主化，結果也不容樂觀。例如印尼民主化以來，仍非常貧困且治理混論，甚至在數個省份穆斯林爆發大規模騷亂，法律制度薄弱，訴訟效率低下。因為民主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腐敗這些問題，其前景面臨多重可能，其中之一即民選總統以更為獨裁的方式以應對叛亂和社會動蕩。但是同時，臺灣地區、韓國等經濟基礎較好的國家和地區則最終成功轉型，實現現代民主政治。總之，盡管實證研究并未完全厘清民主、法治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充分表明了民主與法治同經濟基礎有著密切關系。民主體制在經濟基礎相對差的情形下是不穩定的，而在較高財富水平下，民主則具有一種經濟優勢，有且只有此時民主化轉型才會真正到來。換言之，只要不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并不能斷然否認以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軟威權國家存在著法治，這一結論為東亞法治模式提供了合理性，也成為下文討論之基礎，一國法治當為法治共通性原理與實際情況結合之產物。

二、東亞法治模式及其轉型

（一）東亞法治模式之概況

東亞國家由于大多處于儒家文化圈，受儒家政治文化體制影響，在統治模式上一度采用人治的方式。直到近代以后，在經歷了殖民浪潮沖擊之后，西方法治理念、法律模式被大量移植，法律觀念也得到更新，在傳統法文化與西方法文化的沖突與交融中，東亞社會開始了法治理想與制度的建立，并最終形成了東亞法治模式，并被有的學者描述為“非西方國家法治發展的典范。”這一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殖民時代的“變法改制”階段；2．意識形態劃界的“法律發展”階段；3．全球化與本土化兼顧的“新法律發展”階段。經過這3個階段發展的東亞法治模式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同意。現在法治精神雖源于西方社會結構，但在法治中包含的各種因素又在東亞傳統結構中以不完整形式存在。在東亞法治過程中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在學習移植西方法律同時，往往出現了忽略本國實際情況，全盤西化，片面追求民主等抽象理念，推動法律“”，并最終適得其反等情況。不管最終結果如何，在對法治本身的理解以及一切與法律進步性有關闡釋的話語都呈現出西方強勢文化的烙印。在法治化道路的選擇中，東亞地區更是走了與西方內生型法律變革不同的一條外發型道路，對此應仔細審視并重新考量。按照傳統觀點，外發型或追趕型法律現代化具有某種后發優勢，便于直接借鑒成功典型，但正如近年來中國之法治變革，加快立法，不但不能無代價帶來社會正義，也很難在不損害原有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建構具有東方特色的法制文明。對此何勤華等學者認為“必須轉向‘自然演進型’模式，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發形成法治，這種轉向必須以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完善為前提，并以民主制度的完善，社會整體法治意識的提高，法律職業階層的興起等為保障。”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贊成“政府社會互動型”法治驅動模式，因為“從各國推進法治的實際情況看，單獨采用政府主動型‘法治驅動模式’或‘社會演進型’法治驅動模式，對法治化的進程都是最不利的。”最終形成的東亞法治模式有其自然之獨特性。

（二）新權威主義下的東亞法治模式

在世界政治史研究中，新權威主義政體是介于民主政治和專制體制之間的一種較為溫和的過渡形式。其常常被后發展國家作為現代化初級階段的政治選擇。因此探討東亞法治模式，不得不提及新權威主義。有學者認為，對東亞而言，新權威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法治形式，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另類法治”。這種政治模式具有一定程度英美自由民主政體的外殼，如重視法制、政黨制度、一定程度的權利制約等，不同于傳統專制統治，但同時又側重以威權推進經濟改革，穩定社會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集權特征，其主要優勢在于對社會變遷過程的可控性。其主要特征在于：1．在經濟治理上具有一定現代化導向；2．憑借強大而有效的官僚體制，自上而下地進行鐵腕統治；3．對西方資本及先進的技術、文化采開放包容的態度；4．在意識形態上借助于民族主義等作為凝聚全社會成員的精神支撐點；5．其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其合法性的基礎在于政治實效，尤其是經濟發展。東亞各國中，新加坡李光耀政權、韓國樸正熙、金斗煥政權及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等都是典型的新權威主義政體。正如前文所述民主與法治并不一定同步，新權威主義政治這一另類法治在東亞各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存在著合理性，因為這取決于該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條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東亞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民主政治嘗試，實現英美式政治體制。例如菲律賓在1946年7月4日獨立后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泰國在1945年通過新憲法并建立議會民主制度；韓國在1948年建立總統制共和國等等。但除日本外，當時大部分東亞國家都是農業國家，工業基礎薄弱，外生型的法治模式使其缺少自主性市民社會及各種自下而上力量的支撐，同時又面臨各種宗教及民族矛盾問題。換句話說，在這種背景下，選擇精英政治，以強腕推動經濟發展，緩和乃至克服變革中的各種不安定因素，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也實乃無奈之選。而且事實上采新權威主義的東亞國家，以政府權威保障基本法制和競爭規則，深度介入經濟過程，充分整合權威政治的資源及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優勢，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這也成為這一模式的最大合法性基礎，新加坡、韓國的例子是其最好注解。新權威主義政體得以被接受的很大一個原因還在于其本質上并不排斥民主與法治。而且在全球民主化浪潮推動下，憲政民主成為決定軟威權國家政權能否維持的關鍵變量。東亞各國在新權威政治形成之初，也紛紛頒布憲法，至少在名義上承認了憲法的權威性。但即便如此，這也僅僅是政治權威對憲法權威的相對妥協，是對民主（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下的民主）的有限認可。不同于西方國家致力建立以控制公權力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和憲政機制，東亞國家的法治在這方面更偏向于強化國家權力，司法、立法的非真正獨立進一步導致行政權無限膨脹，法律體系建構呈現工具化及實用化傾向。憲法僅在規范中存在，而未真正踐行于政治和社會實踐。例如我國至今未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以及法治化程度堪稱亞洲最優的新加坡雖有著多黨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有一人一票的定期全國大選，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等等，但在事實上有執政放——人民行動黨控制影響這法院、選舉委員會及媒體，直接或間接影響這選民的投票，政府控制的“報業控股公司”控制著全國電臺、報紙60%以上的股份，甚至有時通過法院制裁反對黨。97年大選中，一名反對派候選人被法院以誹謗罪判決賠償總理“形象損害費”260萬元以致該人不得不逃離新加坡即是一例。

（三）東亞法治之轉型

正如上文所述，特定期間內東亞國家的新權威主義政體存在是合理且必須的，但歸根到底是現代化過渡時期的暫時現象。盡管李光耀強調“具體是一人一票制，還是某些人一票而其他人兩票制，這都是形式問題，只要行得通就可以了。從理智上講，我并不信服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就是最好的制度。”但低政治參與度的體制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權力封閉性所造成的政治腐敗與權利失范，威權主義國家自身對這些內生性矛盾缺乏自我調節的能力，就像一個人無法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社會結構內的深層次矛盾若不能有效解決將極大削弱民眾對這一模式的認可度，更可能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有學者張千帆甚至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換言之，新權威主義政治創造實質性“政績”的同時，在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尋租行為。并且當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時，制度內維權成為了一條死路，就進而可能加劇社會的不穩定。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使得中產階級的隊伍進一步壯大，公民民主意識及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因此，當民主逐漸為社會成員認可并迫求時，新權威主義政體下的法治也就完成了其歷史階段性任務，法治之轉型也就不可逆轉了。法治的轉型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時代背景下法治理念的升級轉型，實現法治理念的具體過程和方式是不同的。但憲治是法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實現憲治價值方可構成法治價值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各國掀起了一股憲法改革浪潮。韓國、泰國等原威權主義國家先后步入轉型期，不同程度地開始政治民主化進程，最終實現該國法治之轉型。其主要推動力可以歸結為：1．現代化潮流沖擊下的政權危機感；2．社會價值觀念轉變后民眾對統治者提出新的基于民主的合法性要求；3．經濟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化所形成的民主訴求。也即東亞法治之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特征在于通過對憲政的改革來實現。東亞各國采取了修改憲法、建立憲法法院、強化司法審查制度、平衡立法機構權利等措施來限制權力，并最終將對權力的集中引向分權制衡方向發展，變成由專門法院制約的憲法至上的國家。例如韓國，從1948年韓國頒布第一部憲法至今已修憲多達9次，于1987年對司法審查制度作了根本性改革，當年恢復憲法裁判所制度，并于翌年8月制定頒布了《憲法裁判所法》，同年9月，韓國憲政史上的第一個憲法裁判所開始運轉。根據韓國憲法和《憲法裁判所法》的規定，憲法裁判所是為保障憲法得到有效實施以及憲法在法律體系中的最高地位而設立的。同時通過確立憲法訴愿制度，限定裁判官的專職性以及通過憲法裁判所對法律條文內容是否違憲等問題進行審查等方式，不僅使憲法的效力得到加強，政治環境也開始發生深刻變化，并最終使韓國法治所追求的基本目標和理念——維護人權價值得到實現和保障。正如季衛東所言，“亞洲各國的經驗表明，把違法的權力之爭轉變成依法的程序之爭，把一紙空文的憲法轉變成名實相副的憲法，是民主化得以成功的關鍵。”

三、結語

一國法治之路是該國文化與歷史、傳統與現代、法律與政治等諸多因素綜合考量之產物。筆者認為對東亞法治之思考關鍵在于理解新權威主義政治，民主與法治的不同步性為這一法治之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與必要性。但承認這一法治模式經濟成就的同時，我們已經不僅僅限于肯定這種政治體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而是應該從新權威主義確立的多遠政治格局中去體認民主政治的未來。一方面我們應當肯定“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亞洲價值”，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東亞法治之路的演進能在借鑒吸收西方進步理念的基礎上與經濟、歷史、文化等因素有機契合，改革創新，綻放生機活力，為人類法治歷史開創新的篇章。

本文作者：項新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