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公用事業監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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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法視野下的公用事業監管

①政府監管研究雖已遍布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多個領域，但仍不夠深入。由于公用事業監管的主體主要依托政府，故就法學角度，公用事業監管問題無疑首先是一個行政法問題。因此，從法學角度研究公用事業監管問題，應首先以行政法為視角，從監管主體、監管手段等方面入手。

（一）公用事業監管主體的重塑監管主體的設置在公用事業監管中占據首要地位，直接決定公用事業運營效率和政府監管效率的提高。目前，世界各國關于公用事業監管機構的設置，有三種主要模式：（1）設立完全獨立的監管機構。（2）政府部門下設相對獨立的監管機構。（3）政府部門直接承擔監管職能。三種監管模式的獨立性逐步減弱，一般而言，監管機構的獨立性越強，其監管也就越有效。當然，監管機構的獨立性程度，通常還需要結合一國政治、經濟、法律、傳統、習慣等綜合考慮。因此，未來我國監管機構的設置必須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并結合現實國情。首先，美國完全獨立的監管機構，在人員、人員素質、預算及其配套法律制度等方面要求極高，不符合我國國情；其次，第三種監管模式也不適應我國國情，因為我國長期處于政企不分狀態，二者利害關系糾纏不清，很難保證有效監管。因此，第二種模式，即在相關部門下設置相對獨立的監管機構，比較符合我國國情，至于構建獨立的監管機構目前還只能是一種理想的選擇。

（二）公用事業監管手段的豐富行政法視野下研究公用事業監管，必然涉及到監管機構運用何種手段行使行政職權、落實監管目標。根據現代行政法基本理論，這種行政法手段既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體的、既可以是剛性的也可以是柔性的，應當是多管齊下。筆者認為，作為監管機構應學會綜合運用行政立法、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傳統手段，以及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新型手段。

1．行政立法。在公用事業監管中，行政立法直接決定了監管機構的設置、職權、地位、內容與手段等的界定，對后續監管工作的展開具有本源性意義。因而，在公用事業監管中，必須注重行政立法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立足行業特色、廣泛聽取公用事業提供者和消費者的意見、恪守法定程序、堅持公開、透明的原則、積極接受社會監督。建立一套以法律為基礎、法規和規章為補充的公用事業監管法律體系。

2．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是公用事業監管中最有效的方式，歷來受到監管者的青睞，主要表現為監管者對市場進入和退出的許可。如《郵政法》第51條規定：“經營快遞業務，應當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快遞業務。”這就賦予了監管機構對快遞市場的準入權。這對于監管機構有效履行其監管職責提供了有效武器，同時也要求監管機構在行政許可過程中，必須堅持公開、公平、公正、信賴保護等原則，保障行政許可的公開、透明和權威。

3．行政處罰。作為一種剛性的行政法手段，行政處罰歷來備受行政機關青睞。在公用事業監管中亦然，對于違反公用事業法律規范、侵犯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有著很好的懲戒和教育作用。但是，隨著現代行政法的轉型，行政處罰這種過于剛性的行政法手段的運用，普遍要求謹慎采取，相反，應當更多地采取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柔性的執法手段，以更好地保障行政執法的效果。因而，在公用事業監管中，監管機構同樣需要謹慎運用手中的行政處罰職權，恪守法定程序，保障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和聽證等權利。

4．行政合同與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與行政指導同為柔性行政手段，它既是現代行政法中合作、協商的民主精神發展的結果，也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市場調節失靈和政府干預雙重缺陷的一種補救方法。在公用事業監管中，由于其最大的難題在于如何找到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的平衡點，因而行政合同與行政指導無疑可謂是一劑“靈丹妙藥”，能夠很好地彌補傳統行政手段的不足。作為監管機構，應充分尊重被監管者的主體地位，加強與被監管者的合作與協商，提高被監管者依法行事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降低監管成本，實現更好的監管效果。

（三）公用事業監管中的信息公開及自身監督欲保證監管機構的監管發揮實效，就要求監管者對被監管者有充分的了解，即對被監管者的相關信息有一個全面、準確、及時的把握，如此才能采取及時、有效舉措，這就要求被監管者必須及時公開相關信息；同時，在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要求下，這種信息公開對監管者同樣適用，以保障被監管者和社會公眾對監管者本身的監督。因而，信息公開在公用事業監管中非常重要。由于“監管把權力授予機構，同時也授予官員，使他們可以對某些資源的使用作出決策，而這些決策能夠對受到監管工具影響的個體產生巨大的收益或損失”。因而這些監管機構及其官員非常容易成為利益集團俘獲的對象，從而滋生腐敗，導致政府監管形同虛設。故加強對監管者自身的監督亦是至關重要的，當然這種監督有內部的、外部的、程序的、實體的等諸多方面。

二、公用事業監管的路徑分析———以郵政監管為例

公用事業雖然包括電力、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諸多類型，但由于它們具有共同的特征，因而在監管路徑上具有較強的相似性和相互借鑒性。以下筆者將以郵政監管為例，對公用事業監管的路徑選擇做一個初步的梳理。

（一）郵政監管的現狀與問題郵政業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行業，具有明顯的公用事業特征。為應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持續挑戰，郵政業必然要進行強有力的改革，這種改革的核心無疑在于如何規范郵政監管，正確處理好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的關系。在此過程中，郵政監管尚面臨以下問題：

1．監管機構設置不合理、職權劃分不科學。自2005年國務院郵政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實行國家郵政局、省（區、市）郵政管理局兩級監管體制。由于人員有限，①監管機構層級過高，中央與地方、各郵政管理部門的職權劃分不清，根本無力進行有效監管，不利于督促郵政企業嚴格依法行為，積極提高自己的服務水平和質量。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郵政業的監管力度，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完善省級以下郵政監管體制的通知》（國辦發[2012]6號），從而形成了國家郵政局、省（區、市）郵政管理局、市（地）郵政管理局的三級監管體制。應該說，此種監管體制的調整，對于郵政監管水平的提高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如何科學界定各級郵政管理部門、同一郵政管理部門中各部門之間的職權，仍然是決定未來郵政監管能否有效落實的關鍵。

2．監管手段過于單一、執法人員素質較低。實踐中，因人員所限和疲于行政事務，郵政管理部門無法集中精力履行監管職能。直接后果是：過分依賴行政處罰、行政許可等傳統的剛性監管手段；監管手段單一，未能積極采取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柔性監管方式，以及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此外，由于監管機構的人員大多從郵政企業分流而來，缺乏法律方面的基礎，執法綜合素質較低。因而導致依法行政、程序正當、比例原則等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尚未得到一線執法人員的正確理解和有效落實。

3．政企分離不徹底、市場化程度不高。雖自2005年郵政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已經實行政企分開，在剝離企業職能、資產和人員的基礎上重組國家郵政局。根據郵政業的不同特點，積極引進市場機制，放松政府監管的力度與強度。郵政業的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但仍然存在政企分開不徹底、市場化程度不夠的問題。特別是在快遞行業，監管部門過于照顧郵政企業的利益，而對其他市場主體進入快遞行業設置過多條件、過高門檻

4．郵政監管法制建設亟需完善。截止目前，我國雖然已經初步形成了以《郵政法》為核心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以及相關郵政行業標準的郵政法體系，但這種郵政法體系是不完善的。首先《郵政法實施細則》已經實施二十幾年，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亟需修改；其次，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尚未根據本地實際，制定相應的法律規范；最后，相關郵政行業標準尚不夠具體明確。因此，欲進一步提高對郵政業的監管水平，必須首先從立法上完善郵政行業的法律，為郵政監管工作的有效開展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依據。

（二）郵政監管的路徑分析通過上述對郵政業相關情況的介紹，以及如何在行政法視野下加強和提高對公用事業的監管，筆者認為，就郵政業而言，應首先樹立一套先進的監管理念，即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監管機制、有效平衡“監管與市場、壟斷與競爭、專營與民營”的關系。具體而言，可以綜合運用以下手段提高郵政監管的實效。

1．完善郵政立法，保證郵政監管依法進行。首先，應盡快制定《郵政法實施細則》。既然國家欲加強郵政監管力度已設立市（地）級郵政管理局，那么就應當賦予其更多的職權，以保障其工作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即應當將主要的郵政監管職權下放至市（地）級郵政管理局，而國家和省級郵政管理局主要承擔一種監督和指導工作。同時，市（地）級郵政管理局的機構設置應簡化，只設置辦公室與綜合執法科即可。因為過細的機構設置，在人員有限的情況下，容易力量分散，不利于實際工作的開展。這些內容都需要《郵政法實施細則》加以詳細規定。其次，國家郵政局作為郵政監管部門，負責全國的郵政立法、監管等工作，有權起草郵政業的部門規章，對郵政普遍服務、快遞市場、郵票發行、集郵等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并結合《郵政法》的修改，進行相應的補充和完善。最后，各省級郵政管理局應當根據本地實際，制定《郵政條例》。特別是在郵政普遍服務中，不同地區差別較大，因而各地應根據本地實際，在《郵政法》指導下，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郵政條例》。同時，地方政府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制定本地方的政府規章。

2．降低行政許可的門檻，積極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郵政監管中的行政許可主要存在于快遞行業。根據《郵政法》《快遞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的規定，經營快遞業務，應當向郵政管理部門進行申請，并對申請者的注冊資本、網絡和運遞能力等作出了明確規定。應該說，此種許可制度本身具有其合理性，有利于保障快遞企業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水平。隨著1993年第一家民營快遞企業快客達的成立，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迅速遍布全國，最多時高達30000多家。中國快遞市場陷入了慘烈而又無序的競爭。截至2011年底，依法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的企業7500家，占市場份額95%以上的快遞企業納入了許可范圍①。上述快遞企業的急劇下降，一方面無疑是市場競爭的產物，但另一方面政府監管也有重大影響。監管部門為加強監管，優化競爭，通過行政許可權，對快遞企業的市場準入進行了適當的限制，造成一些小的快遞企業逐步退出快遞市場。此外，以EMS為代表的國有快遞企業，在監管部門的“照顧”和本身網絡優勢的雙重作用下，市場地位仍然無可撼動。上述事實的存在，都要求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積極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降低行政許可的門檻，凡是符合許可條件的，都應當允許其進入，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如此，才能保障快遞市場的健康發展，為社會公眾提高更好的服務。

3．妥善運用行政處罰手段，提高郵政監管的水平。行政處罰是郵政管理部門實施郵政監管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行政處罰本身能夠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因而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受到各級郵政管理部門的青睞。但另一方面，行政處罰作為一種剛性執法手段，其在有效打擊郵政違法行為、維護郵政管理秩序的同時，也可能因執法人員過于依賴行政處罰而產生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等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合法權益的負面影響。筆者認為，郵政監管部門應妥善運用行政處罰手段，合理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保證違法行為與處罰后果的平衡。此外，在行政處罰過程中，還應當注重行政處罰的程序正當性，充分保障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和聽證等方面的權利，進一步提高郵政監管的水平和質量。

4．綜合運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導手段，加強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隨著傳統行政法的轉型，要求監管部門綜合運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導等多元化的監管手段。《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規定，主管部門依法向社會招標的，應當與中標者簽訂特許經營協議。特許經營協議的內容包括：特許經營內容、區域、范圍及有效期限；產品和服務標準；價格和收費的確定方法、標準以及調整程序，等等。通過行政合同方式既發揮了市場資源配置的優勢，又體現了間接行政的最新理念，包含了對被監管者的平等合作與協商的精神，有助于被監管者積極主動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保障監管工作的有效落實。同時，作為市場調節與政府監管缺陷的補救者，行政指導的多樣性、自愿性等特征，符合現代監管的精神與理念，應該在實際監管過程中承擔越來越大的作用。監管部門通過行政指導的方式，引導被監管者主動自覺的依法行為，保障郵政行業的正常秩序。

此外，為正確處理市場與監管之間的平衡，在實際監管過程中應充分運用行業組織和社會監督的作用。一方面，諸如快遞業協會等行業組織應在快遞行業管理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于能夠通過行業組織解決的事項，監管部門應主動放權。同時，監管部門還應積極引導企業加入行業組織，加強行業自律，規范市場秩序。另一方面，還應加強社會監督。這種社會監督表現為：一是對被監管者的監督，讓社會去發現被監管者的違法行為，進而提高監管者的執法力度；二是對監管者的監督。這可以防止監管者濫用權力、以權謀私，將監管工作真正用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上。總之，郵政業雖不是常言的“朝陽產業”，然而卻是社會所必需的，其深入到千家萬戶，聯系著整個社會，地位極其特殊。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其地位與作用已經發生變化。因而，從有利于郵政業的進一步發展，保障其與社會政治、經濟相適應出發，有必要重新認識政府（監管機構）在郵政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郵政監管的好壞直接決定著郵政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在郵政體制改革的關鍵期，該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作者：尹少成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