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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論壇雜志》2015年第五期
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風波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多數(shù)國家,中東地區(qū)陷入了長期的動蕩和不安。“阿拉伯之春”的歷史根源在于阿拉伯各國所處的現(xiàn)代化之歷史階段經(jīng)濟社會秩序劇烈變動和政治現(xiàn)代化進程相對停滯之間的悖論。審視中東劇變四年的歷程,可以愈發(fā)清晰地看到這場政治地震不僅是事發(fā)國家內部矛盾的總爆發(fā),更是地區(qū)乃至國際范圍內各方勢力干預和博弈的結果。本文通過梳理卡塔爾應對利比亞內戰(zhàn)的政策和行動,分析哈馬德時代卡塔爾外交政策的演進及其內在動因,探究中東劇變時代卡塔爾外交政策演進的歷史影響。
一、卡塔爾應對利比亞內戰(zhàn)的政策和行動
在突尼斯爆發(fā)全國性抗議活動不到兩個月的時候,突尼斯總統(tǒng)伊本•阿里和埃及總統(tǒng)胡斯尼•穆巴拉克先后因無力控制局勢而下臺。一時間,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中東各國都被突如其來的政治動蕩所波及。穆巴拉克倒臺四天之后,利比亞東部地區(qū)首府、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也出現(xiàn)了反政府活動并愈演愈烈。穆阿邁爾•卡扎菲采取強硬手段打擊反對派,利比亞陷入全國性內戰(zhàn)。利比亞內戰(zhàn)導致外部力量的干預。聯(lián)合國安理會在2011年2月和3月兩次通過決議,對卡扎菲政權實施制裁,并設立禁飛區(qū)。北約成員國隨后接管了安理會決議所授權的軍事行動,開始對隸屬于卡扎菲的武裝力量進行空中打擊。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沒有給予卡扎菲支持,反而在安理會決議出臺之前就已將利比亞開除出阿盟。卡塔爾、阿聯(lián)酋等阿拉伯國家還為北約和利比亞反對派武裝提供各方面的支援。8月,反對派占領了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在其故鄉(xiāng)蘇爾特被反對派士兵擊斃,標志著利比亞內戰(zhàn)的結束。此后利比亞并沒有走上政治重建的正軌,反而陷入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兩大陣營的激烈斗爭。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更迭頻繁,地方離心主義高漲,宗教極端勢力急速壯大。2014年5月,世俗主義陣營發(fā)起反對伊斯蘭主義陣營的軍事行動,拉開了四年內第二場利比亞內戰(zhàn)的序幕。同年6月,利比亞政府分裂為由世俗主義陣營和伊斯蘭主義陣營各自掌控的兩部分,這一僵局一直延續(xù)到2015年。在利比亞內戰(zhàn)的歷史進程中,卡塔爾從多方面向利比亞反對派提供有力支持,深刻影響了利比亞的政治變局。2011年初中東劇變剛剛發(fā)生時,卡塔爾正是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理事會的輪值主席國。卡塔爾埃米爾哈馬德•本•哈利法•薩尼(HamadbinKhalifaal-Thani)不僅利用主席國元首的身份說服阿盟批準了對卡扎菲政權的制裁決議,將其開除出阿盟,還積極支持禁飛區(qū)的設立。〔2〕卡塔爾還是第一個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所組建的權力機構“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合法性的阿拉伯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僅次于法國。同時,卡塔爾宣布將通過幫助利比亞反對派出售其控制地區(qū)的石油來為其籌措資金。〔3〕為削弱卡扎菲的支持率,提高利比亞反對派的影響和地位,卡塔爾動用擁有國際聲望的半島電視臺頻繁報道利比亞反對派的活動,甚至在短短五天之內,一家由卡塔爾主持建設的“利比亞電視臺”就出現(xiàn)在多哈。卡塔爾的這一系列活動為利比亞反對派贏得國際支持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在軍事方面,卡塔爾派遣了六架幻影戰(zhàn)機直接參與北約的空中軍事行動,而卡塔爾空軍的全部戰(zhàn)機數(shù)量也不過區(qū)區(qū)九架。〔4〕西方國家擔心如果缺乏對利比亞反對派地面部隊的支援,僅靠北約牽頭的空中打擊很難在短時間內結束利比亞僵局,但他們又擔心由西方國家直接武裝利比亞反對派會過于冒進。在此關鍵時刻,卡塔爾自愿擔負起這項任務。2011年4月開始,卡塔爾經(jīng)美國、英國、法國和阿聯(lián)酋同意后為利比亞反對派提供武器,并就每一批援助及時知會以上四國。〔5〕據(jù)利比亞官方估計,卡塔爾在2011年春夏為反對派提供的武器共18批次約兩萬噸,另有高達4億美元的資金。除武器援助外,卡塔爾軍方還將利比亞反對派戰(zhàn)士帶回多哈進行訓練,卡塔爾軍隊還踏上了利比亞的國土。卡塔爾總參謀長哈馬德•本•阿里•阿提亞(HamadbinAlial-Attiyah)承認曾派遣數(shù)百名戰(zhàn)士前往利比亞支援反對派武裝。
〔6〕卡塔爾特種部隊在的黎波里以西的奈富塞山區(qū)和利比亞東部為反對派提供基本的軍事訓練,并幫助利比亞反對派在班加西、津坦和的黎波里等重要城市設立指揮中心。〔7〕2011年8月,利比亞反對派進攻位于首都的卡扎菲政權大本營時,卡塔爾的特種部隊出現(xiàn)在戰(zhàn)斗前線并擔任指揮。卡塔爾對利比亞反對派的援助是有選擇性的,明顯偏向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伊斯蘭主義者。其中,阿卜杜•哈基姆•貝勒哈吉(AbdelhakimBelhaj)和阿里•沙拉比(AliSallabi)是卡塔爾援助的主要對象。〔8〕阿卜杜•哈基姆•貝勒哈吉和阿里•沙拉比曾一起創(chuàng)作過一本關于“圣戰(zhàn)”的書籍,由卡塔爾資助出版。〔9〕阿卜杜•哈基姆•貝勒哈吉是利比亞最強大的反對派武裝組織“的黎波里軍事委員會”的首腦。他在20世紀80年代曾前往阿富汗參加對抗前蘇聯(lián)的“圣戰(zhàn)”,回國后領導“利比亞伊斯蘭戰(zhàn)斗組織”反對卡扎菲政權。該組織被美國政府列入恐怖組織名單,阿卜杜•哈基姆•貝勒哈吉也曾被中情局逮捕。2011年利比亞內戰(zhàn)爆發(fā)后,他的武裝部隊得到卡塔爾的訓練和援助。在8月份反對派武裝攻陷的黎波里后,他同卡塔爾軍官一道公開進入利比亞首都。阿里•沙拉比是出生于利比亞反對派大本營班加西的宗教學者。阿里•沙拉比在青年時代曾因“意圖推翻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獄。1988年獲釋后,他離開利比亞前往沙特阿拉伯和蘇丹等地學習宗教知識,后長期居住在卡塔爾。2003年,受卡塔爾政府鼓勵,阿里•沙拉比返回剛剛同國際社會緩和關系的利比亞。阿里•沙拉比在利比亞內戰(zhàn)中扮演卡塔爾政府和利比亞反對派中間人的角色。阿里•沙拉比動用其在反對派聚集的東部地區(qū)的聲望,建立了一張武器和資金流動的網(wǎng)絡,支持具有伊斯蘭主義傾向的武裝組織首腦,其中包括其弟伊斯瑪儀•沙拉比和阿卜杜•哈基姆•貝勒哈吉。這些受助的武裝組織首腦具有相似的背景:出身于遠離卡扎菲政權中心的地區(qū)、青年時代受到宗教影響而產(chǎn)生“圣戰(zhàn)”思想、曾遭到卡扎菲政權的打壓。他們聚集起來形成了卡塔爾所支持的反對派核心團體。卡塔爾毫不避諱地偏向利比亞反對派中的伊斯蘭主義者,極大地影響了后卡扎菲時代利比亞政治重建的歷史進程。
二、卡塔爾外交政策演進的內在動因
卡塔爾在1971年獨立后的很長時間內并沒有明確的外交政策。哈馬德•本•哈利法•薩尼1995年上臺之后,實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與11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是聯(lián)合國、伊斯蘭會議組織、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和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卡塔爾積極參與地區(qū)和國際事務,經(jīng)常舉辦各類大型國際會議以擴大自身的影響。卡塔爾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也是唯一與以色列保持正常經(jīng)貿關系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同時,卡塔爾與美國的宿敵敘利亞和伊朗關系良好,哈馬德出席在古巴舉行的不結盟運動第14次首腦會議并與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和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韋斯會面。中東劇變以前,卡塔爾靈活務實的外交行動給國際社會留下了一個中立的“調解者”形象。伊拉克戰(zhàn)爭前,卡塔爾主張薩達姆主動下臺流亡海外,是第一個派外長前往伊拉克斡旋的阿拉伯國家。2006年8月,哈馬德成為黎以沖突爆發(fā)后首位訪問黎巴嫩的國家元首,并在訪黎期間與黎巴嫩商議對黎的“援助問題”。同年9月,卡塔爾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貝魯特國際機場,卡塔爾成為第一個沖破以色列對黎封鎖的國家。卡塔爾還是第一個宣布參加聯(lián)合國黎巴嫩維和行動的伊斯蘭國家。2007年,哈馬德親自訪問處于沖突中的也門政府和胡塞派武裝,說服雙方停火,并于次年在多哈簽署了正式和約。2008年,卡塔爾聯(lián)絡各方在多哈召開阿盟會談,促成了美國所支持的黎巴嫩執(zhí)政聯(lián)盟和真主黨所領導的反對黨之間的《多哈協(xié)議》,結束了黎巴嫩長達18個月沒有總統(tǒng)的政治僵局。2009年,為解決達爾富爾問題,卡塔爾邀請?zhí)K丹政府和反對派組織前往多哈會談,最終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10〕盡管并非每次調解都能圓滿收場,但卡塔爾關于也門、黎巴嫩和蘇丹問題的三次外交行動表明其調解地區(qū)事務的積極態(tài)度和能力,贏得不少國際贊譽。哈馬德更是被西方媒體稱為外交界的“搖滾明星”。〔11〕中東劇變發(fā)生以后,卡塔爾的外交行動出現(xiàn)較大變化。國際社會所熟悉的中立的“調解者”形象被利比亞內戰(zhàn)中主動的“干預者”形象所取代。卡塔爾絲毫沒有給卡扎菲任何發(fā)言權,而是極富侵略性地幫助利比亞反對派顛覆政權。即便是對利比亞反對派,卡塔爾也未能做到一視同仁,而是用各種方法將盡可能多的資源送到伊斯蘭主義者手中。中東劇變前后卡塔爾的外交行動在表面上存在較大差異,然而其總體政策和內在動因是一致的。卡塔爾地處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大強國之間,在宗教和傳統(tǒng)等方面深受沙特阿拉伯的影響。然而,沙特阿拉伯因“兩圣地監(jiān)護人”和瓦哈比派領袖身份所具有的宗教權威及其對周邊小國的強大影響力和強勢做派令卡塔爾頗感不適。哈馬德上臺前后,卡塔爾與沙特阿拉伯兩次因領土問題爆發(fā)邊境沖突。〔12〕哈馬德之所以積極發(fā)展與兩伊的關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制約沙特阿拉伯。哈馬德時期,卡塔爾采取通過調解地區(qū)沖突樹立良好形象、提升國際地位的外交政策,力求擺脫沙特阿拉伯的影響和制約,實現(xiàn)本國真正的獨立發(fā)展。卡塔爾應對利比亞內戰(zhàn)的行動正是這種外交政策的延續(xù)和升級。通過積極的干預行為,卡塔爾試圖獲得來自中東地區(qū)乃至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對其國家實力和地位的認可。中東劇變以前,原先的兩大遜尼派強國埃及和沙特均已顯露頹勢,前者內部各方面矛盾突出,后者受制于國內的原教旨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攻訐。〔13〕中東劇變以后,埃及因內部動亂而自顧不暇,沙特阿拉伯則時刻提防國內和周邊君主國的反政府勢力而如坐針氈。卡塔爾通過近十年的“調解”外交,不斷蠶食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地區(qū)權威,中東劇變恰好提供了一次完美的“超車”機會。卡塔爾首相在2011年3月接受采訪時表示:“卡塔爾將會加入空襲行動,……我們認為必須有阿拉伯國家參與其中,因為局勢已不能容忍。”
卡塔爾強調自身的阿拉伯屬性,表明自己與“民主推手”西方不同,試圖得到本地區(qū)民眾的身份認同,又迎合他們渴望變革的心態(tài),從而迅速獲得廣泛的支持。卡塔爾應對利比亞內戰(zhàn)的一馬當先,不僅僅是阿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地位使然,更是其爭奪遜尼派陣營內部話語權、試圖成為阿拉伯世界代言人的重要手段。卡塔爾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哈馬德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于卡塔爾政治安定和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同時,卡塔爾外交政策的順利實施和卓有成效又植根于哈馬德執(zhí)政時期國家實力的巨大提升,其主要表現(xiàn)是經(jīng)濟的長足進步、社會的繁榮穩(wěn)定和政治的開明高效。哈馬德執(zhí)政時期,國際油價步步走高,卡塔爾呈現(xiàn)經(jīng)濟繁榮的發(fā)展勢頭。國內生產(chǎn)總值(GDP)從1995年的81億美元躍升至2005年的354億美元,人均GDP達4.4萬美元。根據(jù)世界銀行公布的數(shù)據(jù),2011年卡塔爾的人均GDP近9萬美元,位列中東國家首位,其后的科威特僅是卡塔爾的一半。〔15〕巨額的經(jīng)濟收入具有雙重的效用,它不僅提供了卡塔爾開展積極外交的充足財源,還穩(wěn)定了卡塔爾的國內局勢。據(jù)2010年度“阿拉伯青年調查”的數(shù)據(jù)顯示,卡塔爾的青年失業(yè)率僅為0.5%,為阿拉伯國家中最低。同一調查還反映出卡塔爾年輕人對“民主”的要求很低,在卡塔爾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認為“民主體制很重要”,這在所有阿拉伯國家中依舊排列在末尾。而在鄰國阿聯(lián)酋,有四分之三的年輕人認為“民主體制很重要”。〔16〕以上信息表明,卡塔爾國內的社會穩(wěn)定性很高。在埃及、突尼斯等國作為抗議活動主力軍的年輕人在卡塔爾卻對本國政府有著非常高的政治認同,這不僅源于海灣地區(qū)相對保守的歷史傳統(tǒng),更得益于卡塔爾良好的經(jīng)濟發(fā)展態(tài)勢及其適當?shù)呢敻环峙潴w制。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為埃米爾哈馬德在國際舞臺上四處出擊提供了最大的保障。最后,卡塔爾政府的決策和執(zhí)行能力與周邊國家相比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重大決策仍需得到宗教勢力的認可;在科威特,民選的國民議會常常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在巴林,人口上處于少數(shù)地位的遜尼派政權不得不顧及什葉派多數(shù)人口的意見。而在卡塔爾,既沒有強大的宗教界,也沒有民選的代議機構,更缺少劇烈的宗教分歧,因而埃米爾和他的顧問們在政策制定上有著最大的自由度。哈馬德任人唯賢和銳意進取的風格,以及高度集中的小規(guī)模精英決策結構,有助于卡塔爾調動國家資源來開展反應迅速、變化多端的外交活動。此外,強大的美軍力量在卡塔爾的存在〔17〕無疑為哈馬德的行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安全保障。卡塔爾有選擇性地支持利比亞伊斯蘭主義反對派的政策,是卡塔爾長期以來經(jīng)營同穆斯林兄弟會關系的重要延伸。穆兄會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組織,曾是海灣君主國的座上賓。海灣戰(zhàn)爭時期,穆兄會因支持薩達姆而與沙特阿拉伯關系破裂,加之穆兄會被認為具有動員年輕人追求平等、反對本國君主政權的傾向,遭到阿聯(lián)酋等國的打壓。〔18〕卡塔爾則采取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與穆兄會維持良好關系是長期以來卡塔爾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卡塔爾資助穆兄會在國外的活動,諸如輸出穆兄會思想,反對埃及、敘利亞等國的世俗主義政權,呼吁在以上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等,以換取穆兄會支持卡塔爾的政策并保證不干涉卡塔爾的內政。利比亞內戰(zhàn)爆發(fā)前,具有穆兄會背景的阿里•沙拉比從卡塔爾返回利比亞,成為卡塔爾在利比亞的天然人。阿里•沙拉比在圣戰(zhàn)分子聚集的利比亞東部地區(qū)招兵買馬,成為卡塔爾的主要援助對象。而長期居住在卡塔爾的埃及穆兄會成員優(yōu)素福•卡拉達維在利比亞內戰(zhàn)時期,通過半島電視臺和“伊斯蘭在線”(IslamOnline.net)網(wǎng)站呼吁阿拉伯國家承認利比亞反對派組織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并向其伸出援手。誠然,追求外交獨立和提高國際地位是卡塔爾積極介入利比亞內戰(zhàn)的重要目的,但其巨額投入背后必然有著更加現(xiàn)實的利益追求。利比亞作為非洲大陸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符合卡塔爾在海外尋找能源投資項目的需求。此外,利比亞的石油出口對象多為歐盟國家。如果卡塔爾能在利比亞的石油經(jīng)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勢必會增加歐盟國家對卡塔爾的依賴,更進一步促進西方世界對卡塔爾的安全保障。
三、卡塔爾外交政策演進的影響
卡塔爾積極干預利比亞內戰(zhàn)的政策一度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卡塔爾領導阿拉伯世界支持禁飛區(qū)的設立,并主動加入空襲活動,在某種程度上為西方的行動提供了合法性,降低了利比亞人對西方干預的抵觸。卡塔爾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國家的贊賞,被認為是幫助其在北非實現(xiàn)干預并促成和平民主的關鍵中間人。〔19〕在支持利比亞反對派方面,卡塔爾的軍事援助和媒體報道都使其在西方國家面前樹立起開明、負責任的國家形象。前法國國防部長杰拉德•隆蓋表示:“歐洲和阿拉伯世界能達到這樣程度的相互理解還是第一次”。〔20〕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更是高度贊揚卡塔爾在促成包括北約和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廣泛國際聯(lián)盟上的關鍵作用。〔21〕來自西方大國元首的肯定確認了卡塔爾作為新興國際事務參與者的地位,改變了國際社會長久以來對卡塔爾保守專制的負面印象,讓哈馬德站到了他所追求的中東外交舞臺的中心。卡塔爾通過各種手段干預利比亞內戰(zhàn),在利比亞獲得了不同尋常的影響力。攻占卡扎菲大本營的戰(zhàn)斗結束后,卡塔爾的國旗出現(xiàn)在該營地上空。
利比亞反對派攻占的黎波里以后,該市的一處廣場改名為“卡塔爾廣場”。在利比亞海濱城市米蘇拉塔的某處豪華飯店中,曾經(jīng)懸掛卡扎菲肖像的地方掛上了卡塔爾埃米爾和王儲的畫像。然而,卡扎菲的倒臺并沒有結束利比亞的苦難。后卡扎菲時代,世俗主義者、流亡海外的自由主義者、卡扎菲時代的官員和軍人聯(lián)合起來,對抗伊斯蘭主義者和穆兄會成員。世俗主義陣營雖然屢次獲得更多的選票,但始終無法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經(jīng)濟重建、武器監(jiān)管和武裝組織整合等目標均無法實現(xiàn)。作為利比亞經(jīng)濟支柱的石油生產(chǎn)因為地方分裂勢力的活動而削減了三分之二。〔23〕后卡扎菲時代,卡塔爾的選擇性援助行動無疑對利比亞反對派剛組建的過渡政府造成嚴重危害。阿里•沙拉比圈子以外的反對派軍官抱怨缺少武器和藥物補給,而一些從卡扎菲政權投誠過來的軍官更是認為自己遭到了嚴重的排擠。卡塔爾對利比亞伊斯蘭主義者的偏袒激起了世俗主義者的憤怒。在過渡政權中擔任總理等要職的世俗主義者馬哈茂德•賈比爾和阿里•塔霍尼等人與阿里•沙拉比的矛盾不斷,并不止一次公開表達對卡塔爾的不滿。利比亞世俗主義者的不滿主要針對卡塔爾在卡扎菲政權倒臺后仍直接運送物資給伊斯蘭主義武裝組織,而未經(jīng)過名義上利比亞唯一的合法政府“全國過渡委員會”之手。根據(jù)“全國過渡委員會”的統(tǒng)計,在2011年春夏卡塔爾所提供的18批武器中,只有5批是通過該委員會批準的途徑送達利比亞的。〔24〕在整合所有反對派武裝以建立利比亞正規(guī)軍的過程中,受卡塔爾援助的伊斯蘭主義武裝派別因擁有獨立的資金來源而不配合過渡政府的調遣,表現(xiàn)出極大的獨立性,這為隨后爆發(fā)的第二次利比亞內戰(zhàn)埋下了嚴重的隱患。兩大陣營的斗爭逐漸將利比亞拖向了第二場內戰(zhàn)的深淵。2014年5月,世俗主義陣營的哈利法•貝加斯姆•哈福特將軍發(fā)動了代號為“尊嚴行動”的攻勢,標志著第二場內戰(zhàn)的爆發(fā)。代表世俗主義陣營的利比亞國民軍和代表伊斯蘭主義陣營的“利比亞之盾”之間激烈交鋒,后者仍然從卡塔爾獲得支持。〔25〕這場內戰(zhàn)恰逢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興起。一些激進的武裝分子在占領德爾納后宣布效忠伊斯蘭國,被伊斯蘭國承認為“昔蘭尼加省”。伊斯蘭國的加入,導致這場內戰(zhàn)更為血腥。截止2015年3月,已有數(shù)起針對非戰(zhàn)斗人員的恐怖襲擊事件發(fā)生。利比亞的未來在這三方角力中愈加暗淡,而卡塔爾對利比亞局勢的過度干預無疑是造成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lián)酋公開抨擊卡塔爾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2013年,阿聯(lián)酋以“試圖發(fā)動政變”的名義逮捕了94名穆兄會成員。〔26〕該國外長阿卜杜拉•本•扎耶德兩度發(fā)表號召海灣國家聯(lián)合起來打擊穆兄會的講話。〔27〕2014年8月,阿聯(lián)酋聯(lián)合剛剛推翻本國穆兄會政權的埃及軍方,向卡塔爾所支持的利比亞伊斯蘭主義陣營發(fā)動兩次空襲活動,通過武力展示了打擊穆兄會的決心。〔28〕海灣君主國分化為兩個陣營:一個是全身心扶植穆兄會力量的卡塔爾,另一個是強烈反對穆兄會的沙特和阿聯(lián)酋。2014年3月,沙特阿拉伯、阿聯(lián)酋、巴林三國召回駐卡塔爾大使,并派出高級代表團向卡塔爾施壓,指責卡塔爾作為海合會國家,“未能履行不向任何威脅到成員國安全與穩(wěn)定的個人或團體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持的義務”。〔29〕面對多方壓力,卡塔爾不得不做出妥協(xié)。2014年9月,卡塔爾要求部分穆兄會領導人離境。與西方大國的友好關系是卡塔爾在錯綜復雜的地區(qū)局勢中對國家安全的強有力保障。然而,卡塔爾偏袒利比亞伊斯蘭主義者的做法也引起了西方國家的不滿和恐懼。有西方外交官提出,卡塔爾繞過國際社會認可的援助政策,在利比亞追求自己的利益。〔30〕2011年11月,卡塔爾宣布將提供5000萬歐元給法國國內穆斯林占多數(shù)的欠發(fā)達地區(qū),幫助其發(fā)展經(jīng)濟。法國的左右翼政黨均表達了反對意見,認為卡塔爾的這一舉動意在提升其在法國穆斯林群體中的影響力,后果可能會削弱法國穆斯林本就不強的國家認同感。右翼政黨民族陣線的領導人馬琳•勒龐批評卡塔爾以宗教為原則挑選“受助對象”的政策違反了法國社會的原則,她還攻擊卡塔爾支持伊斯蘭激進主義組織的行為。
2012年秋,法國《鴨鳴報》發(fā)表文章指責卡塔爾的紅新月會支持了馬里北部伊斯蘭主義武裝組織的叛亂,甚至牽涉到了卡塔爾的特種部隊,該文章再次引發(fā)法國政壇對卡塔爾一面倒的指責。〔32〕卡塔爾外交政策昔日的成功得益于極端豐厚的財力、沒有污點的歷史和小國寡民的無害外表,但后兩者在“阿拉伯之春”后已蕩然無存。卡塔爾在利比亞過度干預的外交行動留給全世界一個野心勃勃的形象,破壞了卡塔爾同海灣諸國和西方國家的關系。與此同時,卡塔爾國民對政府的滿意度也在下降,國內開始出現(xiàn)改革的呼聲且集中在對外政策方面。哈馬德的積極干預型外交已被證明不能帶來和平與安定,更遑論從中獲得回報。2013年6月埃米爾之位的交接,給在中東劇變泥沼中越陷越深的卡塔爾迎來一次轉機。年僅33歲的新埃米爾塔敏•本•哈馬德•薩尼(TamimbinHamadal-Thani)面臨重大的挑戰(zhàn),卡塔爾將會在重塑昔日良好聲望的道路上艱難前行。
作者:吳彥 陳世喬 單位:浙江大學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浙江大學世界歷史研究所2014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