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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七期
一、美國黑人的他者性
1．第一類“他者”《桑尼的布魯斯》中刻畫了兩種第一類“他者”，第一種在壓迫面前逆來順受，第二種會用武力或其他方式進行反抗。哥哥和桑尼曾住在一個種族主義者的社區中。他們的叔叔被白人無情地殺害，以至于父親長時間態度悲觀，“我的父親總會哼哼道，‘讓安全見鬼去吧!沒有哪兒是安全的，也沒有誰是安全的’。”由此可見，當時黑人家庭的生活環境有多惡劣。第一類“他者”中的這些人是可悲的，因為他們毫無反抗意識，仍舊是白人意識形態統治下的奴隸。第一類“他者”中的另一些人則是像桑尼之前那樣的憤懣黑人青年，他們游走于法律邊緣，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由于生活環境極度惡劣，作為老師的哥哥也意識到哈萊姆的孩子可以“這么快，真是快”地變壞完全不足為奇，就連他的學生長大以后也只會“冒冒失失地一頭撞到現實那低矮的天花板上”。絕望會使這些黑人盲目地與社會進行抗衡，甚至走上不歸路。
2．第二類“他者”———“雙重他者”霍米•巴巴(1949－)認為，除了被他者化，被殖民者還會通過模仿來改造自己，以此得到認可。而事實上，他們對于殖民者來說一直都是“他者”。一直以來，桑尼的哥哥都希望通過自強自立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向白人社會的標準看齊:瞧不起周圍那些墮落的黑人青年，對弟弟追求“低俗”音樂的夢想嗤之以鼻。他從未對弟弟表示過關懷，對于弟弟吸毒被捕，他只是一味地推卸責任。他盡量不去想那個只會連累他的弟弟，安然地過著相對舒適的生活。很顯然，他的處境也沒好多少，但他從不試著去改變。他活著沒有目標，態度悲觀，且在不停地逃避問題。由此可見，以敘述者為代表的第二類“他者”雖努力爭取獲得白人認可，但實際上他們并未實現目標，反而使自己陷入了絕望。
3．兩類“他者”的碰撞米歇爾•福柯(1926－1984)在《話語的秩序》里提出“話語即權力”這一觀點。事實上，白人社會中備受壓迫的“他者”權力已然被剝奪，他們都患上了失語癥。面對白人的不公待遇，大多數黑人選擇沉默和忍耐，其中有些人可能會以暴制暴，但是一切歸于平靜之后卻依舊無聲。文章開頭介紹桑尼被捕入獄時，哥哥是從白人發行的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由此可見，是白人統治了主流媒體，掌控了事情的真相。雖然報導的內容不得而知，但是文中可能使用了不堪的文字或對事情的夸大來貶低黑人形象。然而，事件的主角桑尼卻未進行任何辯駁。他只在獄中給哥哥寫了封信，說自己很后悔。躁動的黑人青年們試圖通過鬧事來表示他們對社會的不滿，然而，他們仍舊是失語的，因為說話權掌握在主流媒體手上。信本身也只是一種無聲的話語，更何況桑尼信中的內容絲毫沒有談及他的迷茫。再者，雖然是寫給哥哥的信，但是它更象是桑尼的內心獨白，缺少兩人的情感交流。而哥哥從一開始就與“不走正道”的弟弟及其同類沒有共同語言，他甚至表現得十分專制。當他安排桑尼住到伊莎貝爾家去時，桑尼回答說:“你決定吧”，“我從沒有決定權。”桑尼之后也抱怨說:“你從不認真聽我說話”，這幾句話表明，哥哥從不理解桑尼。從另一個側面來說，這也是桑尼對社會無聲的控訴:作為黑人，要在白人社會，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那里發聲都實屬不易。盡管哥哥曾經努力改變兩人的關系，但是他做出的決定是按照他的思維方式得出的，這種無法相互認同的行為只能加深兩人之間的嫌隙。由此可見，兩類“他者”并不相互理解，而只有他們找到歸屬，重建身份，雙方才能找到出路。
二、身份的重建
雖然桑尼一再行走于社會邊緣，但是他始終堅持著自己的音樂夢想。當哥哥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學布魯斯的時候，他沒有退縮，還不分日夜地苦練技巧。雖然一開始四處碰壁，但是出獄后的桑尼不再訴諸暴力反抗社會了，而是由無所顧忌的叛逆派成長為理性的身份認同派。他默默地追隨自己的音樂夢想，在音樂的國度里獲得滿足，在同胞的圈子里獲得認同，在精神上找到“自我”。如果說哈萊姆當時正籠罩在充滿種族歧視的黑暗中，那么桑尼(其名字“Sonny”與“sunny”，意為“充滿陽光”，讀音相同)，就是會給它帶來光明的使者，而“blues”不僅有“布魯斯音樂”的意思，還有“悲傷”的含義。故事的標題就暗示了桑尼的悲傷與布魯斯之間的糾結往復，但終有一天他的音樂會取代悲傷成為生活的主旋律。以桑尼為代表的第一類“他者”也會在他們的本族文化中找到避難所。而作為敘述者的哥哥始終未出現姓名，或許是因為他屬于“雙重他者”，于白人社會或是黑人族群都無關緊要。但是，這一類人在以桑尼為代表的身份認同派的影響下會逐漸與他們達成共識，共同找到各自的文化身份。
哥哥原先對生活抱有幻想，但是當他得知弟弟被捕時，他的幻想破滅了。他明白獨善其身無法保護家人，而被孤立后更無法為黑人處境作出一絲改善。隨著與出獄的桑尼的交流逐漸加強，他學會了傾聽，并開始珍視兄弟情以及與本族人的聯系。他最終同意跟桑尼一起去夜總會觀看桑尼的演奏。夜總會里光和影不斷交替出現，他的內心也隨之受到無比震撼。盡管黑人的生活被籠罩在了黑暗之中，但有了桑尼等人在臺上釋放的光和熱，他看到了希望。哥哥最終認同了弟弟的音樂夢想，也即認同了黑人文化。雖然日后的生活未可知，但是通過對本族文化的進一步認同，哥哥也會逐漸擺脫“雙重他者”的圍困，重獲“自我”。
三、結論
在《桑尼的布魯斯》中，鮑德溫通過塑造一對黑人兄弟形象，揭露他們的迷茫、困境以及成長，探討了黑人爭取民族解放的道路所在。在他看來，一味地迎合白人要求的黑人只會讓自己于種族內部不和、外部不受待見，成為雙重“他者”;而一味地逃避問題或者暴力反抗則只會使自己成為白人社會中“他者”。而只有當他們開始珍視并利用本族文化，尤其是布魯斯音樂時，他們才能找到“自我”，重建文化身份，并最終得到接受。
作者：張婷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