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文化中法吏的地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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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吏”階層存在及其法律作用

法吏階層是伴隨君主專制不斷加強而壯大的。在武帝時期，隨國家機器加速運轉，法吏變得更為活躍，此時出現了一大批“務在深文”的酷吏，“‘酷吏’也并不是僅僅‘殘酷’而已，他們多以明法著稱，以‘能’著稱，以‘文無害’著稱，并以此受到君主的格外賞識?！彼麄兊哪康木褪羌訌姖h武帝時期的中央集權統治。漢武帝之時，土地兼并嚴重，增加的財富培養了一批豪富之人，其在經濟與政治上控制了當地社會，這樣對中央集權政權造成了危害?！坝谑秦枋瓒窀?，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之限?！币蚨白谑摇⒋蟪?、富賈商人”這三種政治經濟上有重要地位的人成為漢武帝加強君主專制所首要打擊的目標，由此法吏作為皇帝意志的執行者必然成為實現這個政治目標的主要工具首先，以張湯為首的酷吏進一步打擊諸侯力量，張湯親自參加了“治陳皇后蠱獄”，參加了“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并在審理過程中“深竟黨與”，“皆窮根本”。

其次，壓制各級大臣，整頓各級吏治，確立皇權的絕對尊嚴。“昔天下之罔嘗密實，然不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與不振?！备骷壒倭糯蟪枷嗷グ哟?、陽奉陰違使皇帝意志不能很好貫徹下去。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與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詛誹窮治之獄用矣?！?，“與是招進張湯趙屬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睆垖ｉT在立法上制定了見知故縱及監臨部主之法，實踐中用廢格詛誹罪名懲罰異己力量。如張湯誅殺大司農顏異就是以“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如言而腹非，論死。”最后，經濟上頒布法令嚴懲富商。一些富商豪強橫行鄉里，魚肉百姓，以致“二千石莫能治”，其與國爭利損害統治者經濟利益。張湯承漢武帝旨，“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以輔法?！薄八渭劝副匚栉那稍g?！蓖ㄟ^法律來打擊商人，將鹽鐵專賣與朝廷，這一來也緩解了漢武帝由于對外用兵“用度不足”的經濟財政壓力。綜上所述，張湯為代表的酷吏法吏階層其存在的基礎就是封建專制，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

二、“法吏”與“士大夫”階層在法律文化形成中的碰撞與融合

（一）、法吏與士大夫在理論上的對立

漢武帝奉行雜霸思想，除了任用法吏之外，與法吏在思想與實踐迥異的階層“士大夫”也活躍在國家各項事務中。士大夫要求君主以仁治天下，以德禮教化導民。其代表董仲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不可仁以成歲，為政而任刑，不順予天，故先王莫之肯也?！比畏ㄅc禮治爭論伴隨法吏與士大夫階層的斗爭一直貫穿于漢武帝時代。首先，儒家提倡“仁義治國”，在司法過程中就要“屈法從禮”。而法吏強調治國要“無愛”，“仁義不可以為治”，“君安能以愛持國”，“吏于民無愛”。法吏階層認為“政治之直接目的效用為維持秩序而非推進道德”。張湯在司法過程中，“深竟黨與，務在深文”，“緩深數之事，急縱出之誅”，以漢武帝意志為尊，沒有什么道德是非來約束自己。其次，士大夫追求的是“吏道、師道、父道”合為一體，要求本階層在執行尊尊“吏道”之時還應有師道，成為帝王師。《戰國策•燕策》中：“帝者與師處”，要求以道來抗“勢”，用師道來對抗制約君主的權威，要求在帝國行政體制上增加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規諫機制。而法吏在實踐中遵從法家倡導的“棄智而行”，禁止臣下自作主張。《韓非子•飾邪》中有：“臣下飾子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來看張湯，其“尊尊”就是一種無條件的棄智而尊，這對國家事務，法律執行過程中嚴格公正都毫無益處，他只是君主會說話的工具而已。再次，法吏階層的工具化與士大夫提倡“君子不器”的對立。《論語•為政》曰：“君子不器”。何晏《集解》認為：“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無所不施”，儒家強調君子決不能僅僅是處理兵刑錢谷的工具，其應是一種理性的象征，他代表著道義。而法吏在法家的功利思想中只處于一種工具地位，只不過是官僚機器上的齒輪與螺絲。《韓非子•六反》：“君子之于民業，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主賣官爵，臣賣智力”，“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兩者之間是一種純利益關系。這種君臣之間道義上的淡漠只能產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后豐，取刻與以無度與民”，下級官吏可利用權力從中毫無顧忌地獲取個人利益。這種功利主義只能使法吏對國家對民眾毫無責任感，只能使法吏將法律視為謀取個人私利的統治工具而已。

（二）、法吏、士大夫相互融合及分化

隨著禮治思想日益成為統治思想之下，法吏也開始逐步儒家化，司法過程也呈現出引經決獄的特點?！笆菚r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尸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在這里，甚至于張湯都必須調整自己來適應禮治這一趨勢。在司法人員上，召入儒家弟子，使司法人員儒家化。司法過程中，引經決獄，最后將以春秋等經義為標準審斷的案件作為判例，賦予其永久的法律效力。這種分化趨勢在漢中期比較明顯，一部分法吏受儒家思想影響開始向儒吏發展，轉變為“亦儒亦吏”的士大夫；另一部分法吏逐步成為士大夫之下一個特別階層，既所謂“刀筆下吏”。正如馬端所言：“故終兩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之人，亦多借經于吏以發身，元成以來至東漢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恥，蓋亦習俗使然”。

三、法吏階層對中國古代法律形成發展的影響

秦漢之時的法吏階層沒有形成具有獨立地位的“法律人”階層，法家“棄智”思想所導致的“功利化”趨向使其在司法中沒有基本的職業道德，不能夠嚴格執行法律，不能嚴肅對待法律，只是將法律作為是為統治者服務，獲取個人利益的手段與工具而已。這使法律在中國文化中扮演一種消極的角色。但是，法吏階層也推動了法律儒家化的步伐，并在長期司法過程中為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積累了大量經驗。所以，秦漢之時的法吏階層對中國法律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為后來士大夫階層發展完善中國法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為中國古代法律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王勇單位：陜西警官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