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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傳統政治和現代政治的關系看,我國協商政治實質上就是現代政治
自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這個過程首先發端于西方,在西方的引領和影響下,逐步向全世界擴展,這個潮流必然也在逐步改變著其他國家和地區,所以,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不管出于自愿選擇或被迫選擇,已經不可逆轉地走在了現代社會的道路上。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有著重大區別,這種區別體現在很多方面,而政治方面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從政治角度看,一般把傳統社會稱為以君權為中心的專制社會,現代社會是以民權為中心的民主社會,而專制政治和民主政治則是兩種類型社會的政治特性的集中體現。那么,作為傳統政治的專制政治和作為現代政治的民主政治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傳統政治和現代政治之間的內在的關聯性。所謂現代政治必然是傳統政治的延續和繼承,比如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運行機制的延續和繼承、政治文化和政治價值理念的延續和繼承等。傳統的政治理論必然會影響到現代的政治理論,傳統的政治實踐必然會影響到現代的政治實踐。社會的發展和演進是一個有著內在復雜性和規律性的整體的發展和演進過程,政治的發展和演進與經濟、文化等演進互相促進、互相制約,使得現代政治不可能擺脫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而孤立發展或單獨演進。所以,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現代政治帶有明顯的傳統政治的印記。其次,現代政治是對傳統政治的反思、發展和超越。傳統政治是建立在傳統社會的整體性的基礎之上的,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必然要構建和確立新的現代政治,這種現代政治一定是通過對傳統社會、尤其是傳統政治的反思,進而達到發展和超越。這種反思、發展和超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宇宙觀上,神學政治和人學政治的對立。傳統政治崇尚神學政治,建立以神學至上的政治哲學,國家、君王、臣民乃至一切社會秩序,都是神的意志體現,神的至高無上性確保了現實政治的權威性;現代政治發現了人,樹立了人,一切權力屬于人,政治的合法性源于人的契約和認可,任何權力都是需要在大多數人的認可和授權下才能獲得最后的合法性和權威,否則,現實的秩序和權力都是非法的。在政治目的上,傳統政治強調最終要服務于神,服從神,彰顯神的意志和偉大;而現代政治則強調政治最終目的在于服務于人,服從于人,只有以人為中心的政治活動才有價值和意義。在政治文化上,傳統政治宣揚君權神授、原罪論、血統論、等級論等理論是至上的;而現代政治則強調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平等、博愛等是神圣不可懷疑的。
所以,傳統政治必然是以專制為特征的政治,突出以君主或少數人為核心的政治體制來實現社會秩序的維護,不同的自然血統具有不同的社會意義和政治地位,法律最后服從于少數人的意志;而現代政治必然是以民主為特征的政治,任何具有自然和現實差異背景的人不再具有特殊的政治價值和意義。自1840年以來,中國傳統社會由于自身內在的深刻危機和矛盾,又遭遇西方所謂現代文明,受到外部的強烈影響,在一次又一次的中外對抗和互動交流中,傳統社會一步步從整體上瓦解和崩塌,傳統政治也在我國走向現代社會中一步步地從理論上失去話語權,從實踐上消亡。1840年以來,西風東漸,現代政治理念逐步被國人了解、思索和接受,現代政治也被國人所實踐和追求著,中國成了各種各樣西方現代世界觀和價值觀的跑馬場。我國千百年來天經地義的政治哲學遭到了徹底摧毀,沒有人再相信所謂君權神授、奉天承運之類的鬼話,等級制、血統論等也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政治不再是少數人的游戲和專利;相反,政治歸根結底是“現實人的政治”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人是政治的核心和最高原則,現實的人不因財產、家庭背景、民族、知識等具體方面的差異導致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利的差異,政治正是要消除上述因素造成的差異,從而構建一個理想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屬人的世界。我們看到,一部中國近代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中國人從傳統政治轉向現代政治的歷史,從維新變法到清廷立憲,從辛亥革命到,從北伐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是實踐現代政治理念的追求史。由于現代政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我國對現代政治的理解和實踐呈現出差異和對立,以及急劇的變動性。現代政治的理論和實踐無論在西方和我國怎樣差異和復雜,其基本原則和核心問題是一致的,體現了現代政治發展的潮流和趨勢。
以此觀之,我國的協商政治實質上就是現代政治。我國現實的協商政治是世界近現代史和中國自身的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當然產物,是在我國走向現代社會、否定傳統政治過程中形成的,絕不是偶然的產物。它建立在對我國和世界政治總體趨勢把握的基礎之上,有著深厚的經濟政治文化土壤,也有法律保障。我國協商政治在政治價值理念和政治運作形式上,充分體現了現代政治的核心和原則,強調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政治哲學中“人”和“民”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法治,任何權力的合法來源在于人民,政治目的最終在于保障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安康。所以,我國的協商政治雖然在具體的政治選擇和政治運作上不同于西方,但實質上在遵循和實踐著現代政治的原則和理念。如果把西方形態各異的現代政治具體形式統稱為民主政治的話,顯然,我國的協商政治在實質上完全體現了現代政治的本質,不能因為地區或實現形式等不同來否定其民主性。
二、從民主理論和民主實踐發展歷程看,我國協商政治實質上就是現代民主政治
從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角度看,可以把民主政治分為古代民主政治和現代民主政治兩大類。我們知道,西方的現代政治主要表現為民主政治,而西方的現代民主政治則是對西方自身政治歷史的繼承和發展,其中西方古代政治遺產中最重要、最寶貴的就是以古希臘古羅馬為代表的民主政治。這兩種民主政治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兩種民主政治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時代背景不同。古代民主政治產生于相對封閉的傳統社會,現代民主政治產生和形成于全球化背景的現代社會。
人類社會實踐是在不斷發展的,古代民主政治只是與當時的人類實踐相適應的產物。社會不同歷史階段形成不同的社會物質精神條件,古代社會低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必然產生民主最初形式。無論物質交往還是精神交往,無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是簡單商品經濟,傳統社會的政治活動都必然限制在相對狹小和封閉的社會范圍、自然范圍內,而古希臘古羅馬的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導致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形成、發展和演進的獨特性。現代社會是隨著人類的實踐擴展逐步形成的。隨著西方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原來一個個相對封閉在世界島中的不同文明,不可能再沿著原來自己的軌道發展了,從此人類社會走進了全球化時代,真正的世界歷史開始了。現代社會是發端于西方,然后逐步擴展到全球的整體性演進和改變過程。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是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種族等全方位、多領域的激烈碰撞、交流、改造的過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南方還是北方,任何國家、民族都被卷入到這樣的洪流和大趨勢中。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和背景下,形成于西方,發展向世界。第二,兩種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不同。古代民主政治以虛幻的神學哲學為基礎,現代民主政治則以人的理性為基礎。傳統社會中,宗教和神學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傳統政治離不開宗教神學的支持。古代民主政治同樣依賴神學,在古代民主政治哲學中,神學是不可缺少的核心支柱。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都是通過把神學哲學化和哲學神學化來尋找民主政治的權威和合法性,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現實上是公民的,最終是神學的。現代民主政治在確立過程中,從遠離神到拋棄神,從發現人到崇拜人,政治哲學也實現了從虛幻的神學到人的理性至上的理論變遷。
人拋棄了神賦予的神圣的精神家園后,只有實現現實的自由和幸福才具有終極意義,政治也從追求超現實的神秘天國回到了人間。人的理性由于有至上性,當然也給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終極保證,所以,人的理性不僅給自然立法,同樣也可以給社會以及自己立法,民主政治從而獲得了自以為是的哲學基礎。第三,兩種民主政治的主體不同。古代民主政治的主體只是國家中的少部分人,現代民主政治的主體則是全體公民。由于古代民主政治首先把現實中的人按照民族、種族、血統、身份、財產等差異進行政治上的區分,因此,在民主政治的主體上是不認可人人生而平等從而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的,所以,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民主的主體只是少數人,這是合理合法的。古代民主政治的主體始終是部分人,這部分人就是上述差異中的特殊地位的人群,差異是政治權力和權利的基礎和前提;而現代民主政治超越了這些差異,突出差異不是享受政治特權的前提和條件。相反,民主政治就是要消滅這些差異,而政治權利和權力不能因此受到限制,民主政治正是消除差異的途徑和手段,民主的主體擴展到全體人。顯然,在上述的兩種民主政治中,國民和公民的外延是不同的。
第四,兩種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不同。古代民主政治主要體現為直接民主,現代民主政治主要體現為間接民主。古希臘民主政治和城邦國家密切關聯,城邦國家一般地域狹小,而且享受民主只是國家中的部分人,國家結構簡單,政治影響和傳播方式受到文化和發展水平的限制,直接民主成為其主要特征。古羅馬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地域面積擴大了,民主政治的主體沒有重大變化。古代民主政治主要體現為直接民主,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是其主要任務和生活重心。現代社會下的民主政治體現為間接民主是有著深刻原因的。現代社會的利益主體多元化,國家結構日益復雜,公民利益表達公開化和合法化,再加上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政治的利益屬性日益明顯,政治生活的專業化和精英化日益明顯,這些因素是現代政治間接化的根本原因。
自十九世紀以來,中西方開始了全面而深刻的碰撞和交往,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歷史大潮中,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中國適應挑戰掌握自己前途和命運的唯一政治選項。我國的協商政治既是對自己的傳統政治的歷史超越,更是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傳播和影響的歷史后果。現代民主政治不是西方獨有的,我國的協商政治就是現代民主政治,這一點不容置疑。很顯然,我國的協商政治是我國傳統政治的現代化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國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民主政治性質。
三、從政治本質的角度看,我國協商政治實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我國的協商政治確實與部分人理解的現代民主不同,尤其是與西方正在向全世界推銷的、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民主有重大不同。如何理解這個差異呢?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是自然界在自身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和產生的,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首先需要物質資料的生產,而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就是人類的實踐過程。實踐作為人類獨有的存在方式,首先要進行生產實踐,其次是進行社會關系的實踐,實踐作為社會生活的本質形成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領域,即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等,而經濟領域在整個社會領域中決定著其他領域的存在和發展,經濟關系決定其他一切社會關系,因此,任何政治現象和政治行為只有從物質生產和實踐、從經濟角度來分析和理解,才能搞清楚問題的本質。
所以,政治活動從產生之初就帶有直接或間接的物質利益因素,但傳統政治無論是古代民主政治還是非民主政治,都是以特定的神學化、神秘化、哲學化的話語和政治形式掩蓋著利益的分歧和爭執;而現代政治則是以全新的話語和哲學形式把利益差異和實現表達出來。當現代民主政治高高樹立起人和理性的大旗,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和至上價值時,也就把自身的價值信仰和社會實踐的內在沖突不可避免地暴露了。現實的人的利益訴求既是整體的又是個體的,這體現了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中的最基本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現代民主政治事實上是以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確立為前提的。現代社會整體上看是傳統社會的超越,實質上是以現代市場經濟為特征的利益集團對以傳統經濟為基礎的利益集團的勝利。當社會逐步演變成現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新關系確立了。不難發現,現代社會經濟上是以全社會的利益對立為基礎,政治上卻是以全社會的利益一致為前提,文化和哲學上是以人和理性的至上性為保證的。由于理論和實踐的內在分裂,必然導致現代民主政治的自我困境。當政治回歸現實人的生活,政治致力于現實人的利益保障時,現代民主政治必然帶來利益爭奪的合法化;當利益爭奪導致利益差異的合法化時,對現實政治合法化的認同不同,政治必然帶來人的以利益為紐帶的分裂和聯合;當政治還是以全體的名義來統治時,民主政治的新神性和虛幻性必然也隨之確立了;當民主的新神性和虛幻性確立時,也是民主的崇高理念走進世俗社會之時,民主的大多數人之屬性就會改造民主的全體性,現代民主政治必然就會注入全新合法性,從而導致現代民主政治的新現代性;當現代民主政治的新現代性展現出來時,民主政治必然要超越以利益紛爭為基礎的第一階段的現代民主政治,并希望以國家名義使之合法化。這正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踐的演變邏輯,也是我們看待所謂民主政治的哲學視閾。以此為視角,我們可以發現現代西方政治的內在困境和問題,也很容易理解現代民主政治走向分裂和重建。
在分裂和重建過程中,現代民主政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一種是以利益紛爭為前提,以全體的人的名義,崇尚抽象的人和理性,實質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的政治合法化的民主政治;另一種是以利益的一致性為前提,以大多數人的名義,高揚現實人和實踐性,實質是超越具體現實差異超越資本統治的民主政治。顯然,前一種就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后一種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現代民主政治最初的現實化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由于其內在問題和困境,導致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新階段、新發展,是其現實和邏輯的必然結果。由于全球化推動,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一方面遇到了現代化過程中的一般的共同矛盾和問題;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自身獨特的矛盾和問題,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的獨特性也必然對現代化的中國化產生明顯影響。如何把現代化的價值目標現實化?經過長期的實踐和探索,中國的現代民主政治以協商政治的形式獲得了現實肉身。協商政治的哲學前提顯然是現代的,協商政治的現實基礎顯然也是經濟和利益,但協商政治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價值理念。我國的協商政治在理論上繼承了現代民主政治,尤其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精髓,也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國的協商政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中國出場。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的協商政治的民主性是毋庸置疑的。為什么又會有質疑的聲浪呢?這里既有把民主的形式和內容混為一談、不加區別的原因,也有把民主發展階段和民主實質沒搞清楚的原因;既有對民主理解上的差異,也有其他別有用心者的推波助瀾;既有我們教育和宣傳的不到位,也有我們協商政治的理論和實踐的不足和問題。我們要站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立場上,看到我國協商政治的歷史性、民族性、階級性和實踐性。這也說明了,民主政治建設在我國任重道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協商政治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將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永恒主題之一
作者:徐震單位:常熟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