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的障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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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經濟雜志》2016年第5期

引言

憑借地緣優勢，中亞得以在全球化進程中成為連接歐亞、溝通東西的天然橋梁;成為地緣政治家眼中可以控制世界的大陸島;也因此成為大國競爭的演武場。自“冷戰”結束后，中亞長期是國際政治舞臺的焦點地區之一。域內和域外國家針對中亞所提出的一體化計劃層出不窮，并呈現相互競爭的態勢。與此同時，在嘈雜的一體化呼聲中也夾雜著追求民族獨立的“去一體化”聲音。這些情況疊加最終導致中亞地區局勢的持續動蕩，不僅嚴重阻礙了區域內各國的發展，也威脅到全球的安全和穩定。在這種情勢下，如何在各國間相互依賴與互為條件不斷加深、共同利益廣泛存在的背景下，以保證各國獨立發展為前提緩解和消除一體化過程及其惡性競爭所帶來的問題成為當今中亞一體化進程推動中的關鍵。為此，中俄兩國領導人率先作出了大膽的創新性嘗試，在2015年5月8日的莫斯科會晤上共同簽署了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試圖通過建立一套具有創新性并切實可行的戰略對接合作機制來實現中亞，乃至歐亞區域內一體化進程的整合，從而達成保證地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①的目標。目前，盡管“一帶一盟”對接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客觀條件②，且戰略對接的合作模式也得到了機制區域內各國的廣泛認同。但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指出的那樣，當議題在國際層面上互相獨立地處理時，從簡單的官僚政治意義上講，將它們安排在一起處理常常是困難的。加上成員國政府內部出現對這種協調行為的抵抗，協調不同國際組織的政策注定是困難的①。所以，在“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的實施過程中面臨著諸多的障礙，并集中表現在結構差異、戰略行為不確定性以及安全保障等層面上。

(一)“一帶一盟”對接合作中的結構差異問題

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前者是設置有高于政府的執行機構并按照《歐亞經濟聯盟條約》履行其相關職能的結構緊密、以對抗為目的的結盟體系;后者則是不設置任何組織框架并以中國為中心、通過雙邊合作或者小多邊的政府間合作而建立起來的一個結構松散、包容性強的結伴共生體系。這導致二者在對接過程中將面臨諸如執行主體不匹配、重復談判等一系列的阻礙。但幸運的是，“一帶一盟”的結構差異事實上僅停留在表層形式上，其內在深層次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在國際秩序體系發生深刻變革的背景下以開放、合作的理念謀求歐亞地區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因此，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因此，可以借助直接或間接參與彼此地區合作制度的制定、建立共同參與的對接進程執行機構、及時調整各自在建的項目安排、協同制定新的國內和國際項目規劃等措施來彌合二者的差異，促進其合作。

(二)“一帶一盟”對接合作中的戰略行為不確定性問題

不確定性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基本事實，其在包括國際政治在內的社會科學中一直占據著中心位置②。因此，戰略行為的不確定性是橫亙在“一帶一盟”之間的又一障礙，對兩者的對接進程造成諸多困擾。而戰略行為的不確定性歸根結底是一個信息不完全性的問題，是認識、判斷以及信任的問題。所以，在解決不確定性問題時需要將重點放在信息的充分溝通、增進共識以及建立和鞏固互信上，并根據不確定性因素的特點分別予以化解。具體而言，對于不確定性內部維度的實力和利益因素，由于二者較易量化測定，所以，有可能通過組織各戰略對接合作參與國的智庫機構來共同編制國家利益和實力的量化分析指數，以此來緩解和消除因利益和實力不確定性所造成的阻礙。而這一指數不僅將列明各國的核心利益范圍，還將劃定區域內各國的共同利益范疇。同時，由于國家實力和利益都是動態性的變量，受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不斷發生變化。所以，在指數中還應體現國家實力和利益的動態變化性及其彼此之間以及與其他因素的相互影響性。對于不確定性內部維度上的意圖和決心這兩個因素，由于其影響力更多的是通過主觀性的意識形態、共識等途徑來表現，所以難以量化測定。因此，化解意圖和決心不確定性的關鍵在于建立和增強國家間的互識互信等方面上。而互識互信的建設有賴于準確而充分的信息互通。為此，在“一帶一盟”的對接過程中除充分利用已有溝通平臺，還可補充構建不同層次的新對話機制和信息交換體系，并加強語言教育和推廣，以便提高信息傳遞的速率和準確度。同時，可以加強大眾階層人文交流合作的資源投入，以進一步擴展信息傳遞的渠道，進而提高信息傳遞的效率。此外，還可嘗試構建符合本區域經濟特點的信用風險評價系統，以便維護和提高各國的信用水平。在不確定性的外部維度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力量作為歐亞地區博弈的重要棋手，是影響“一帶一盟”對接的重要因素。目前，西方學者始終不看好中俄兩國圍繞中亞地區的高水平戰略合作，認為這是“違背兩國本性的，其原因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沒有給予中俄兩國其他的選擇”①，并始終致力于分化中俄，乃至歐亞各國間的關系，尋找并激化“一帶一盟”規劃中所存在的矛盾，妨礙戰略對接合作的推進。但與此同時，也正是得益于美國明里或暗里介入本國內部事務所造成的刺激，使得以中俄為首的各歐亞一體化進程參與國都意識到建立大歐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實際上充當了歐亞地區合作氛圍的營造者，扮演了歐亞各國戰略對接合作幕后推手的角色。然而，如何在利用西方所營造的緊張局勢構建大歐亞命運共同體的同時，避免各國合作關系因固有分歧、矛盾的擴大而導致的破裂又成為各戰略對接合作參與國不得不共同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這事實上又繞回到戰略行為不確定性的內部維度上，是由各行為體對彼此實力、利益、意圖和決心缺乏認知和準確分析而引發的問題。因此，其化解的關鍵仍在于加強各層面的信息溝通，增進共識和互信，從而避免由外部環境原因而導致的矛盾進一步升級以及沖突的出現。

(三)“一帶一盟”對接合作中的安全保障問題

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構建過程中都面臨嚴峻的安全問題。例如，歐亞經濟聯盟在西部面臨北約東擴和“顏色革命”的擠壓，安全邊界不斷收縮;在南面則面臨“三股勢力”的困擾;在東面和北面則存在領土爭端。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構建過程中不僅受到中亞、中國西部、中東等地區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和宗教極端勢力的威脅，同時還深受南海和東歐等地區局勢的影響。因此，安全領域合作也是“一帶一盟”對接過程中的重點之一。但是由于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都是側重于經濟合作的機制，缺乏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安排，同時考慮到兩者的主要參與國都是上海合作組織和亞信峰會等地區安全組織的成員，所以不妨在“一帶一盟”的對接過程中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①在歐亞安全合作方面的優勢，以其為基礎并結合獨聯體集體安全組織等各自獨有的平臺資源，同時補充增加新的雙邊、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以構成一個大歐亞安全保障網。

（四）結語

總而言之，建立在不同政治、經濟和文明基礎之上的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對接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結構差異、戰略行為不確定性、安全保障缺乏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并不能掩蓋“一帶一盟”在重塑歐亞大陸格局、改變國際經濟制度、重構世界秩序等核心目標上的一致性。在困難和紛爭的表象下隱藏著廣闊的合作空間。然而，要撥開問題的云霧顯現合作共贏的彩虹則需建立良好的互信和高效的合作機制，并保障各國在一體化下的安全和發展，以增強戰略對接合作模式的凝聚力，防止因個體脫離而造成的整個合作進程的失敗。因而，在“一帶一盟”對接過程中需要戰略覆蓋區域內的各參與國加強溝通、增強互信，在遵循平等互利原則、保證各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達成妥協，共同努力克服不利影響，并實現“一帶一盟”在實踐和思想等層面上的全面對接，從而破除歐亞大陸難以協調一致的論斷，在歐亞大陸上構建出一個隱形的“歐亞絲綢之路聯盟體系”。

作者:張艷璐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