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邏輯中國發現之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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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嚴復再三強調對于翻譯三原則的尊崇，但是他對歐洲經典的現代改編很難被看做是可靠的翻譯。嚴復很少逐字逐句翻譯文本。相反，他改編或者概述原文以求“達旨”，旨在放大他在其中找到的自認為非常重要的東西，略去他認為可疑或者多余的東西。有時他會清楚地將自己的評注與譯文區分開來，但是更多的情況則是他直接將自己的東西插入到譯文中。《穆勒名學》與《名學淺說》可能是嚴復在其所有翻譯中最為嚴格遵守譯文規則的一次。盡管如此，他依然沒有遵守穆勒與耶方斯論證的嚴格順序和句法標準。因此，有必要仔細審查嚴復對于術語的改編以及所作出的評注，以還原嚴復在歐洲邏輯中國發現之旅所作出的貢獻并指出所存在的不足。

一、嚴復翻譯使用的術語

饒宗頤曾經把嚴復的翻譯作為現代中文文本中跨文化誤讀的經典案例，不過他似乎過高估計了這一單一的隱喻性承擔轉移的重要性。嚴復對于術語的任意使用，一方面表明了他對作為中國救贖基石的科學的術語規范化與嚴格化漠不關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從自己所討厭的國度———日本那里借用了很多詞匯。盡管心存討厭，嚴復在翻譯過程中依然從日語中借用了大量的詞語。當然，這可能是一種對于讀者的讓步，特別是對那些曾在日本留過學的，或者在中國的現代高等學術研究機構里面研讀過相應學科的人來說可能會更為熟悉這些術語。曾經有人作過這種假設，即嚴復太過于自信或者自負，以至于不再考慮其他翻譯家的作品。不過，如果仔細研讀嚴復的作品就會發現，他的術語運用表明他不僅熟悉來自日本的語詞，同樣還有其他討論邏輯問題的著作，只要發現有用，他就毫不遲疑地祭出“拿來主義”大旗。因此，他從不以在耶穌會那里拿東西為恥，比如“倫”譯為“category”，“界說”譯為“definition”，“端”譯為“term”;他甚至還從艾約瑟(JosephEdkins)那里拿來了“即物窮理”來翻譯“induction”。除了借用之外，嚴復還發現了足夠的造詞空間，特別是在《穆勒名學》當中。他同時也從別的翻譯家那里以及古典書籍中借用了大量的詞語。為了響應桐城派的簡潔理念，他找尋到許多單音節詞語。

比如在翻譯亞里士多德的謂詞時，他將“kind”翻譯為“類”，“species”譯為“別”，“difference”譯為“差”，“property”譯為“撰”，“accident”譯為“寓”;在《名學淺說》中將“majorpremise”譯為“例”，“minorpremise”譯為“案”，“conclusion”譯為“斷”。不過在多數情況下，為了保證可理解性，嚴復只能放棄這種簡潔性。他的大多數復音詞的創造是基于他想要傳達的詞項的定義，比如，“predicate”譯為“所謂”，“intension”譯為“內涵”，“extension”譯為“外舉”，“subject”譯為“詞主”。嚴復使用的術語最后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在于他把大量音譯文字引入自己的翻譯文本中。在某些情況下，嚴復使用英文詞語的音譯不僅表明翻譯的特定意義，并且作為獨立的詞語具有借義作用，比如“薩布斯坦思阿”表示“substance”，“斯畢稀”表示“species”(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此處與前面的差別)，“邏輯”表示“logic”，“希卜梯西”表示“hypothesis”。在這些情況中，他只是單純地引入了音譯副本，但卻明顯忽略了它應有的涵義。另外，從有些選擇看，需要懷疑他發音的可靠性，即考慮到嚴復的方言問題。但把“attribute”譯為“鄂卜捷”，“concept”譯為“恭什布脫”，也很難看做是典型的語音替代。這些外來詞語，由于極難處理的長度違反了古典散文的美感，并且對他人而言無法考究它們的準確性，我們只能設想在這種情況下，鑒于他那不太流利的英文，嚴復只能有意識地依靠文體上的自由度來滿足他的那些單一語言的聽眾。

二、嚴復翻譯加入的評注

除了術語，第二個彰顯嚴復邏輯翻譯特質的是他極具個性的評論與注釋。在他所翻譯的《天演論》中，幾乎有一半是注釋。不過，嚴復在翻譯穆勒和耶方斯著作的時候則相對較少使用這一工具。分散在《穆勒名學》里的42條評注分屬于不同的目的，并且討論了不同的主題。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有些是在幫助解釋《穆勒名學》中的術語涵義，有些是意在澄清他發現很難翻譯清楚的文本的意思，有些是在提供額外的歷史性或者文化性的信息。比如，在討論有關亞里士多德對于經院哲學的重要性的時候，就會有一些關于邏輯問題的評注主題出現。在其中一個評注中，嚴復在解釋如果它的前提錯誤則形式有效的三段論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時列舉了兩個例子，這兩個示例可能會引起那些熱衷于效仿歐洲國家的人士的共鳴———財富與權力。

在進一步的評注過程中，嚴復告訴他的讀者說，現代西方邏輯的發展是建立在擴充或者糾正穆勒觀點的基礎上的，因此他繼續說道，穆勒的堅定支持者亞歷山大•貝恩(AlexanderBain)系統地描述了他的導師關于亞里士多德范疇的評論;德摩根(AugustusDeMorgan)的《法名學》則討論了一些新的情況，比如明確用數字構造的三段論中詞項的量化問題(比如，如果大多數的B是C，并且大多數B是A，那么毫無疑問有些A是C)，不過，嚴復相當省略地用“稽‘或’之術”將之介紹給他的讀者。嚴復在《穆勒名學》的評注里面討論最多的是認識論、形而上學以及科學。在他的認識論評注中，嚴復引用洛克的觀點重復了他對于先天知識的攻擊，并且他還加強了對于書本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以及中國三千年來文教所產生的問題的抨擊。最能引起嚴復興趣的形而上學問題可能是思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嚴復對笛卡爾的“我思”的含義進行了再三的反思，并將之與孔子的中庸和佛教的具體理論聯系起來。同樣的商榷也出現在關于運動規律的思考和數學在各個科學中的地位當中，他甚至在《易經》與西方科學之間找到了某些相似之處。嚴復認為，如同科學，《易經》將定性知識與基于數字的演繹推理區分開來，它同樣也著重關注原因與結果。在對它們感興趣的同時，或許出于一種對于古典文獻懷舊的情愫，嚴復也在他的大多數著作中毫無顧忌地批判著它們。他的反應中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在于他將這些關于形而上學的、知識論的以及科學的中心問題與中國古典思想聯系起來的閑適感，不過他沒有僅在邏輯領域進行任何比較，除了我們將要在下面討論的部分。嚴復在耶方斯《名學淺說》中的評論關注點與《穆勒名學》稍有不同，這可能和穆勒與耶方斯進入邏輯的方式的不同有關。與穆勒不同，耶方斯沒有給予形而上學思考以任何機會。盡管如此，嚴復還是找到很多機會來評判中國的傳統思想。在翻譯丐題謬誤的時候，嚴復突然插入道，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國哲學文本都存在這種謬誤，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科學成就不值得一提的原因。

在另外一個段落中，嚴復說道，直到最近三百多年，歐洲的學者也在《舊約》和《新約》中尋求真理，但是自從找尋到“事理”之后，他們就毅然從這些書本中轉身離開;而中國則不同，中國人認為四書之外皆無書，甚至在四書之外也沒有所謂的“事理”存在。依照同樣的方式，嚴復又一次嚴厲地批判了中國傳統思想中那些不負責任的字義含混。依照他的觀點，“氣”、“心”、“天”、“道”、“仁”、“義”等中國傳統思想最基本的學術概念詞匯的含義都是令人絕望的模糊不清，只能等待后來者幾乎不可能的救贖。在長篇累牘地為“三段論”譯作“聯珠”辯護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嚴復似乎無法找到一個經典的論證能夠切合三段論的結構。他給出蘇軾《武王論》中一段話來作為論證“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的依據，并改變了它以適應三段論的結構。“二語僅列一案一斷，若將其全敘，當云:圣人不以臣伐君(例)，今武王以臣伐君(案)，故武王非圣人也(判)。略舉此三式，學者可悟。凡有論斷，莫不皆然。”嚴復對于耶方斯示例的改變類似于艾約瑟的解決方案，他把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EwartGladstone)替換為韓愈。而嚴復則是加入了慶親王、醇親王、張之洞等;在另一個地方，嚴復將中國人替換為日本人。事實上，嚴復并不諱言對于時事的評論。比如，他列舉了幾個示例來論證并以之支持憲政。他甚至批評中國電報過高的費用，并認為這是國家發展的障礙。

三、結論

我們應該如何來評價嚴復的歐洲邏輯的中國發現之旅呢?事實上，他即使作為單純的翻譯家有時也會顯示出其復雜的一面，他行文的古典氣質與文本的易讀性背道而馳。盡管他一再強調翻譯與推介邏輯的目的在于邏輯本身的明晰性，當閱讀嚴復譯《天演論》手稿的時候，即使他的好友吳汝綸(1840－1903)也在猶豫鑒于中西語言差距是如此之大，是否應該創造一種嶄新的語言來專門應對歐洲的邏輯，特別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幾乎沒有任何學科可以與歐洲邏輯相對應，就像當初翻譯佛教經典的時候。嚴復在編輯邏輯詞典時所展現出來的折衷主義對于他所傳達的明晰性是相當有害的，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嚴復在邏輯傳播方面與李之藻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嚴復作為歐洲邏輯播種者的評價也是很難被高估的。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一學科的無休止的推崇，無論是在他的大量論文中，還是從他作為演說家、教育家以及政府顧問的各項活動中;其次，我們幾乎立即可以看到，嚴復幾乎是在孤獨地擔保邏輯在中國知識地圖上的一席地位，人們在他身上得到共鳴的根本不是純粹的學術，不是邏輯，而是其他。很多讀者都被勸說去研究他那任性的“名學”，但是事實上很多人都是被嚴復在外的名聲吸引過來的。

盡管現實可能令人沮喪，但是嚴復的邏輯翻譯并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失敗的。首先，他一再堅持應該奉獻給讀者唯一的、最為純粹的翻譯文本，這一翻譯文本必須能夠展現出歐洲邏輯的精妙之處，并且也確實提高了這一看上去最為難懂的科學的聲譽。其次，嚴復的說明與注解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穆勒和耶方斯所勾勒出的邏輯理論的他異性，即使他很少在評注中論述專門的邏輯問題。最后，嚴復也沒有依照自己的意圖去故意歪曲或者混合他所新發現的歐洲教條，而是以一種忠實的態度，盡其所能地按照原貌去描述它們。一個很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他很明確地意識到了他作為“名家”的限制。如同他在《名學淺說》里面所論述的:“而穆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渺慮，無以將事……朋友或訾不佞不自為書，而獨拾人牙后慧為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為。”

事實上，嚴復最為重要的貢獻是搭建了一座足以支撐起文化交流的概念之橋，通過這座大橋，人們最終能夠方便地跨越歐洲邏輯與當代中國論述，并最終將二者結合起來。嚴復不斷地鼓吹歐洲邏輯是新的推理方式的關鍵，它能夠糾正中國傳統推理中的壞習慣，這種壞習慣已經阻礙了中國學術發展的進程，甚至讓整個帝國瀕臨亡國與絕種。他對訓詁毫無憐憫的詆毀是建立在荒誕的過分吹噓的期望值之上的。不過，通過將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推理類型與中國傳統文獻中的直覺主義基礎并置起來，嚴復將歸納的教規插入到中國傳統文本中，最終把單純的邏輯概念轉變成為學術研究以及思想辯論的流行詞。通過促進邏輯作為新推理方法的鑰匙，“可轉變吾人之心習，而挽救吾數千年學界之流弊者”。最終，通過一系列的努力，嚴復基本成功地把邏輯學科放置在了新興概念空間的中心位置，在那里，正統古典文本已經不再枝繁葉茂，也無法建構現時代的推理規則。

作者：王建魯 單位：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