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鐘馗信仰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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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驅鬼儀式在宮中祭祀就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出現在驅鬼儀式上的神靈更是成為驅邪消病的善神，廣受祭祀與信仰。鐘馗，作為中國古代驅鬼善神，其捉鬼的形象形成于魏晉時期，在唐代得到廣泛發展并出現在朝廷的瘟疫祭祀儀禮中，至宋元時期開始走向世俗化，到了明清時期鐘馗成為文人畫、戲曲的取材內容之一。幾年前，筆者在京都漫游時，發現一戶人家的屋頂兩端各豎立著刻畫著鐘馗的瓦片;在日本的“端午節”又稱“男兒節”，有些地區會在自家院子里掛上印有鐘馗捉鬼圖像的旗幟。鐘馗這一其貌不揚的大漢，竟跨洋過海，超越時空，歷經魏晉唐宋元明清而進入日本尋常百姓的生活中，不由讓人想要探索這其中的歷史緣由。

據筆者管見所及，專以研究鐘馗信仰在日本傳播的論著，中文論文以曹建南的《日本的鐘馗信仰》為開山之作，對日本鐘馗信仰的幾種形式進行了論述。麻國鈞、有澤晶子的《日本的鐘馗信仰、鐘馗藝術與鐘馗戲———中日祭祀演劇散論之一》以日本古代的繪畫藝術、說唱藝術、戲劇藝術中鐘馗的題材為對象，對日本的鐘馗信仰有所論述。日文論文方面，以王勇的《中國的鐘馗與日本的鐘馗———以畫像形象的比較為中心》為起點，對中日兩國歷史上畫像中的鐘馗做了比較研究。日本學者松村英哲的《鐘馗考》論文系列論述了中國鐘馗信仰的發展歷史。以上的研究對中國鐘馗信仰的發展歷史及日本社會鐘馗信仰的現狀進行了梳理，但筆者經過對中日兩國的相關史料進行研究后發現，在自唐朝以來的國家祭祀儀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鐘馗卻不曾出現在日本的國家祭祀儀禮之中。通過對中日兩國古代國家祭祀儀禮的分析，可以看出作為捉鬼驅邪的鐘馗在兩國國家祭祀中所占據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國的鐘馗信仰歷史悠久，且各個歷史階段的鐘馗信仰都對日本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這一過程背后實際暗含著日本對中國道教神仙信仰以及對道教的吸收過程。為此，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試從古代國家祭祀儺儀中的鐘馗入手，分析中日兩國古代國家祭祀中的鐘馗，闡述日本鐘馗信仰的特點并就其原因作較為深入的分析。

一、鐘馗信仰的形成和發展

關于“鐘馗”一詞最初的來源，一直存在“終葵”來源說，眾多學者通過考古資料與史料認證認為，鐘馗起源于追鬼的道具之“終葵”。《周禮•考工記》中對“大奎終葵耳”的注疏“終葵，椎也。齊人謂椎為終葵”的記載被普遍認為是“終葵”起源說強有力的證據。民間信仰的形成離不開神話傳說的流傳，鐘馗信仰的形成同樣伴隨著鐘馗傳說的開始。有關鐘馗傳說最早的記載見于晉末敦煌寫本《太上洞淵深咒經•斬鬼第七》，其中關于鐘馗是這樣記載的，“今何鬼來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殺鬼之眾萬億，孔子執刀，武王縛之，鐘馗打殺(剎)得，便付之辟邪”。①從這里可以看出，鐘馗打鬼的形象較為鮮明地被刻畫了出來，因此可以說魏晉時期鐘馗信仰已出現于民間。唐代中后期，鐘馗作為捉鬼的善神還出現在了傳統的驅邪儺儀中。被王重民重新定名的唐代中后期敦煌寫本《除夕鐘馗驅儺文》中對鐘馗驅儺有這樣的記載:正月楊(陽)春擔(佳)節，萬物咸宜。春龍欲騰波海，以(異)瑞乞敬今時。大王福如山岳，門興壹宅光輝。今夜新受節義(儀)，九天龍奉(鳳)俱飛。五道將軍親至，虎(龍)領十萬熊羆。衣(又)領銅頭鐵額，魂(渾)身總著豹皮。教使朱砂染赤，咸稱我是鐘馗。捉取浮游浪鬼，積郡掃出三峗。學郎不才之慶(器)，敢請官(恭)奉口口。音聲。

張兵、張毓洲在對《除夕鐘馗驅儺文》中鐘馗出現在儺儀中的這部分內容進行了分析，并與《太上洞淵神咒經》中的鐘馗故事對比后認為，“《除夕鐘馗驅儺文》突出了鐘馗驅鬼的主體地位，并將驅鬼的時間明確為除夕夜，鐘馗捉鬼的對象也由《太上洞淵神咒經》中出現的使人致病之鬼擴大到浮游浪鬼，而驅鬼儀式的參加者則擴大到五道將軍，且參加儀式者每人都裝扮成鐘馗的模樣”。從以上唐代敦煌地區的儺儀的研究資料來看，“鐘馗與古代儺儀有著密切的關系，至少在唐代敦煌和西北地區的除夕儺儀、儺舞中，鐘馗取代了方相氏，占據統領的地位”。③唐朝時期，奉道教為國家的宗教，對于神仙信仰的流行更是達到鼎盛時期。在這樣的背景下，鐘馗信仰在唐代也得到繼承、發展。“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嘯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鐘馗”，這是《全唐詩》中李宣古的《詠崔云娘》，從側面可以看出鐘馗信仰在唐代的流行程度。北宋科學家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補筆談》中對鐘馗的描述可謂是對鐘馗形象最為完整的描述，其中鐘馗在唐明皇的夢中仍然保持捉鬼的形象，“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并表明自己乃是“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明皇在夢中遇到鐘馗替自己捉鬼除病，于是醒來后昭告天下，將鐘馗奉為可在歲暮驅邪之善神。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的鐘馗開始走入文學的世界，逐漸成為文人墨客筆下的題材之一，鐘馗信仰開始走向世俗化。與此同時，在唐代時期已經成為宮廷儺儀主角的鐘馗，到了宋代不再只出現在宮廷儺儀中，更是廣泛活躍在民間儺儀中。不同于唐代的是，宋代的儺儀鐘馗、將軍、門神、判官等角色由教坊人扮演，變成了只具象征意義的歲時活動。

這也更加印證了宋代時期鐘馗信仰的民俗化、世俗化。之后的元朝，由于宮廷儺儀被廢除，儺儀完全成為走向世俗化，成為尋常百姓的民俗活動。從唐代起就在儺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鐘馗，伴隨著儺儀的民俗化再次走向民間。直至清朝，人們對鐘馗的信仰表現為“跳鐘馗”、門貼鐘馗像等，可以看出鐘馗信仰完全成為一項民俗事項而存在。從魏晉時期形成，至唐代進入宮廷儺儀，再到宋代伴隨儺儀成為民間民俗活動，中國的鐘馗信仰跨越多個時代，歷經變換最終成為廣受愛戴的驅邪善神。另一方面，漂洋過海傳入日本的鐘馗信仰是否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呢。

二、日本鐘馗信仰的特點

一般被認為創作于平安后期至鐮倉初期作品《辟邪繪》，內容畫的是來自古代中國受到信仰的瘟神，這些瘟神懲治疫鬼并驅散瘟疫，因此作為善神被廣泛信仰(圖一)。出現在《辟邪繪》中的瘟神分別為天刑星、旃檀乾闥婆、神蟲、鐘馗、毘沙門天。《辟邪繪》曾由益田孝所藏，因此又被稱作“地獄草紙益田家乙本”，與《地獄草紙》、《餓鬼草紙》、《病草紙》等六個畫卷一同完成于后白河法王時期。⑤《辟邪繪》中的鐘馗腳踏官靴，頭頂斗笠，面目猙獰地在捉拿一只小鬼，這基本符合唐朝鐘馗捉鬼的形象。從《辟邪繪》與《地獄草紙》中對鐘馗的描述及鐘馗捉鬼形象的描繪可以看出，至少在平安后期，鐘馗信仰已經在日本廣為流傳。有研究表明，《辟邪繪》與《地獄草紙》畫卷的內容都來自平安初期佛名會上使用的“地獄變御屏風”。也就是說初期階段傳入日本的鐘馗就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在中國的史料中，作為捉鬼驅邪的善神的鐘馗，與驅邪儺儀有著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正是由于鐘馗在國家祭禮儺儀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鐘馗信仰才得以在民間廣為流傳。日本方面，奈良時期已開始出現歲末儺儀的記載，那么日本的儺儀中是否也出現了鐘馗的身影呢。文武天皇四年(700年)，由藤原不比等敕命組織仿照唐朝《永徽律》編撰日本法典，于大寶元年(701年)完成，稱為《大寶律令》。《大寶律令》中記載了“大儺”，其中規定，“大儺由中務省陰陽寮主事，大舍人寮等配合進行”。⑦然而根據《續日本書紀》的記載，《大寶律令》中制定的“大儺”并沒有馬上實施，而是到了文武天皇慶云三年(706年)十二月，“天下諸國疫疾。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儺”。

除此之外，日本平安時代史料《貞觀儀式》卷十中對儺祭有這樣的記載:晦日戌二刻、諸衛勒所部、中務輔•丞•録率史生•省掌等、列承明門外東庭、録喚四位•五位、史生喚丞及內舎人、于時陰陽寮官人率齋郎等、候承明門外、以桃弓•葦矢•桃杖、頒充儺人、訖大舎人叫門、闈司問、阿誰、大舎人答、儺人等將參入、其官姓名など、候御門申、闈司傳奏如上、于時儺人入而列立、時刻陰陽寮共入、齋郎持食薦、敷庭中陳祭物、其料五色薄絁各一尺二寸、飯一斗、酒一斗、脯•醢•乾魚各一斤、海藻五斤、塩五升、柏廿把、食薦五枚、匏二柄、缶二口、陶鉢六口、松明五把、祝明五把、祝料當色袍一領、袴一腰、訖陰陽師進読祭文。⑨從《貞觀儀式》中對“儺禮”的記載可以看出，儺祭是在晦日舉行，當日戌二刻，由諸衛勒所部、中務輔•丞•錄率領史生•省掌等及陰陽官人率齋郎于承明門外等候，以桃弓•葦矢•桃杖充當儺人，由齋郎陳列各類祭物后，陰陽師誦讀祭文，儺儀開始。其中，在儺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儺人，是由桃弓•葦矢•桃杖充當的。此外，《延喜式》卷十六“陰陽寮”記載了由陰陽寮組織進行的各類年中祭祀，其中“儺祭祈”就是對歲末儺祭的詳細記載:十二月晦日昏時，官人率齋郎等候承明門外。即依時剋共入禁中。齋郎持食薦安庭中，陳祭物。訖，陰陽師進讀祭文。凡追儺料，桃弓杖，葦矢，令守辰丁造備。其矢料而葦各二荷，攝津國每年十二月上旬採送。⑩從《延喜式》的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平安時代的“追儺”于每年十二月晦日由陰陽寮組織舉行，祭禮當日由官人率領齋郎等在承明門外等候，之后一同進入禁中，再由齋郎陳列祭祀貢品，陰陽師奉讀祭文，追儺寮料包括桃弓杖、葦矢。在《延喜式》關于儺祭的記載中，鐘馗并沒有出現在儺儀中。而在《西宮記》卷六“追儺”儀式中，詳細記載了儺人是由“方相”所扮，整個追儺的過程則是由方相充當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西宮記》卷六對“追儺”的記載:戌刻、王卿著座。衛府帯弓箭、長楽門東廊西上対座。親王南面、上卿北面。以紺幕曳渡柱外。雨儀也。晴時、廊前立七丈帳二宇。近仗陣南階。立陣。兵衛陣承明門外。中務丞進分配簡。毎門一枚惣四枚。王卿已下分配四門。陰陽寮以桃杖弓•葦矢進王卿以下。或天皇御南殿、不御帳中。內侍上裳云々。王卿立承明門巽壇上開門。不開建禮門。司著、大舎人叩門。司伝宣、勅云、萬都禮。陰陽寮於門壇上、以桃弓•葦矢付司。入折櫃。內侍自南階伝取給女官。方相參入、松八把立前、子八人在後。立版南三丈。

王卿以下列南殿。西上去門二丈。雨下、立門壇上。陰陽寮下部八人給方相饗。出自安福殿砌入自月華門。同寮官人一人立版読宣命。詞在寮式。撤饗。同寮人。方相揚聲打楯三座。群臣相承和呼。王卿以下各率眷屬四門分追。挿笏執杖。侍臣任分配追。方相経明義•仙華門、出自滝口戸向北門。上卿従方相分出。向東門。右近陣進白木束、以充追儺。闕追儺、侍従除元日見參。有障者觸外記。瑏瑡《西宮記》中追儺的記載與《貞觀儀式》、《延喜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充當“儺人”這一角色的不同，從《西宮記》的記載可以看出，追儺儀式是以“方相參入”為主導，“方相揚聲打楯三座，群臣相承和呼”，最終將儺趕出宮中。另外，平安時期的《北山抄》、《江家次第》中記載關于追儺的內容基本與《西宮記》相同，即在儺祭中充當儺人的是方相，而不是鐘馗。以上，根據對日本奈良、平安時期記載國家祭祀儺儀的史料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奈良時期至平安時期日本在宮中舉行的國家祭祀大儺、追儺等儺祭、儺儀中，沒有發現鐘馗的因素，鐘馗也沒有出現在這一時期的其它國家祭祀儀禮中。相對于中國方面，從唐代起鐘馗就在國家祭祀儺禮中充當驅鬼的重要角色，日本的國家祭祀儺禮中卻沒有出現鐘馗的因素。也就是說鐘馗信仰在傳入日本的初期階段即發生了文化的變異。那么，是什么樣的原因造成文化傳播中這種變異情況的產生呢。

三、日本鐘馗信仰的特點形成的原因

如果要分析鐘馗信仰在傳入日本的初期階段即發生文化變異的原因，那就必然要弄清楚鐘馗信仰傳入日本的路徑。鐘馗信仰等中國古代神仙信仰東傳日本的基礎條件是道教的東傳，正是道教典籍以及道家思想的東傳才使鐘馗信仰等道教神仙信仰的東傳得以實現。因此，本文試從分析道教東傳日本的過程入手，考察鐘馗信仰東傳日本可能存在的路線。第一，經由百濟主動傳入。《日本書紀》卷十應神天皇十五年(377年)秋八月，百濟王遣阿直岐與良馬兩匹供于天皇。阿直岐因能讀經典，成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師，于是天皇問阿直岐是否有比他更優秀的博士，阿直岐向應神天皇推薦了王仁。瑏瑢王仁于次年來到日本，成為太子之師教授典籍，因熟悉典籍而被稱為“書首等之始祖”。關于“能讀經典”的阿直岐、講授“諸典籍”的王仁是否將漢籍帶入日本，“雖然有《海東繹史》說阿直岐帶去《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古事記》說王仁帶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瑏瑣，但學界仍未有定論。雖然如此，阿直岐和王仁的子孫后來在日本留下來，主要在日本的朝廷的東西文部擔任秘書工作，還掌管朝廷的祭祀儀禮，孫亦平通過分析推測，阿直岐與王仁的子孫“忌寸”氏族可能是道教文化的傳承者。瑏瑤因此，在傳播初期，很有可能是由來到日本的百濟子孫氏族主動將道教傳入日本。第二，經由遣隋、唐使順帶傳入。在平安朝宇多天皇寬平年間(889－897年)主持教育的藤原佐世(?－897)奉敕命編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包括了收藏于宮廷或王公貴族書庫中的漢籍，其中就有大量道教的書籍。孫亦平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的道教書籍做了整理，并由此得出結論，從這個書目可以得知，道教的主要文獻在當時都已經傳入日本。瑏瑥遣隋使、遣唐使、學問僧從中國大陸帶入的大量道書，為日本對道教祭祀儀禮的受容提供了可能性。

從以上對初期道教傳入日本路徑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道教傳入日本主要有兩種途徑。而從中國鐘馗信仰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鐘馗信仰傳入日本的路徑最有可能是經由遣唐使順帶傳入。唐代是鐘馗信仰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鐘馗進入到國家祭祀，并在儺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鐘馗卻沒有進入到日本的儺儀及國家祭祀中，日本的鐘馗信仰從形成之初便只是作為民間信仰出現在民間祭祀中。造成鐘馗信仰在中日兩國形成截然不同表現形式的現象，筆者認為與日本吸收中國道教的過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奈良、平安時期(710－1192年)，日本朝廷開始派遣使節團去中國，旨在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尤其以規模與人數都達到空前水平的遣唐使的到來，使中日文化交流也因此呈現繁榮的局面。遣唐使來到中國大陸對中國文化的學習涉及到制度、宗教、建筑、藝術等各方各面，而對宗教方面主要體現在對中國佛教的學習。孫亦平在總結奈良朝對道教的態度中論述到，從官方層面看，道教的根本經典《老子》、《莊子》等被排除在國家律令之外，官方的這種態度在遣唐使中就表現為崇尚儒家、引進佛教而排斥道教的傾向。奈良朝不積極引進道教的態度，在平安朝依然得到傳承。盡管無論是在由官方組織編纂的律令制度還是流行于民間的神靈信仰，奈良、平安朝的日本在各方面都深受道教思想的影響，但道教在日本的傳播卻因受到各種阻力而游離于官方之外。

正是由于奈良、平安朝對道教采取吸收個別因素，抵制全盤接受的態度，導致中國的神仙信仰傳至日本后都會發生一些改變，日本國家祭祀對鐘馗的排斥就是其中表現之一。盡管縱觀奈良、平安時期日本的國家祭祀也不見鐘馗的身影，但鐘馗作為捉鬼驅邪的形象卻在日本的民間社會廣為流傳。江戶時期圍繞鐘馗的中國歲時習俗逐漸在日本流播開來，日本各地還有在歲時祭祀中供奉鐘馗現象的存在。人們在端午節時在門前懸掛鐘馗捉鬼為內容的幡旗，刊行于1838年記錄江戶時期年中行事的書籍《東都歲時記》中，有一幅描繪江戶端午節市街風景的插圖，其中就有出現了鐘馗旗;除此之外，還有守護村寨的草鐘馗，把手門戶的鐘馗符，除病解厄的朱鐘馗，鎮宅辟邪的瓦鐘馗等。瑏瑧相對于中國的鐘馗信仰歷經各朝，由朝廷到民間之間不斷切換錯綜復雜的發展過程，日本的鐘馗信仰在傳入之初就只是在民間范圍受到流傳，而并未進入到國家祭祀的行列中。日本鐘馗信仰的這一特點，其實質反映出古代日本朝廷對道教的吸收采取消極對待的態度。也正是日本朝廷對道教消極對待，對佛教卻積極吸收的態度，才出現了本文中提到的，12世紀初鐘馗畫像出現在佛教祭祀儀禮“佛名會”上的現象。

作者：姚瓊 單位：浙江省哲社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