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情對司法過程影響的調查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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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傳統媒體到新興媒體的技術轉變，人們通過網絡表達情感的方式也在潛移默化的發生變化。隨著網絡受眾群體的不斷擴大，人們的網絡話語權也從靜態跨越到動態。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需要。由于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分歧，社會矛盾產生了沖突和激化，網絡輿情呈現多元的發展趨勢。正是因為網絡輿情多變的可能性、隨意性、不定性，對司法過程的影響不再單一。同時，網絡言論的泛化，導致了網絡傳播信息的真偽良莠不齊。完善網絡輿情的傳播機制，控制網絡輿情的風險，對于網絡輿情和司法過程之間的良性互動的建立和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鍵詞：網絡輿情；多元多變；司法過程；影響

作為一種新興媒體，以網絡輿情來監督公權力的運行機制，推動司法審判程序走向透明、公開，從而使審判結果更加客觀公正，促進社會整體公平正義的漸趨實現，無疑是其正效益的體現。網絡輿情的興起也不是一時之熱，人民網就開設有專門的輿情頻道，新華網以及中國青年報都開設輿情專欄。它不僅包括公開表達的行為、意見和態度，還包括潛在的情緒表現，并且網絡輿情也越來越受到司法部門的重視，例如于歡案中，法學界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在微信公眾平臺上個人看法，文章的轉載量和閱讀量在一審判決之后的一周內居高不下。在網民的質疑聲和媒體的跟蹤報道之后，司法機關面對網絡輿情的全面爆發，如何更好地認識到自身行為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在輿情的浪潮中解決問題，順勢利用網絡媒介發揮其工作效用成為司法機關當前應該重視的事情。

一、當前我國網絡輿情的多元化發展及傳播途徑

（一）網絡輿情的多元化發展有學者從社會學視域考察輿情的定義，認為輿情是指社會各階層民眾對社會現象所持有的情緒、態度、看法、意見和行為傾向，尤其是對社會管理者和社會公共事務所持有的情緒、態度、意見等。網絡輿情則是社會總體輿情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以網絡為載體存在，以網絡傳播方式匯聚、形成和表達的輿情，是各種不同情緒、態度和意見交錯的總和。網絡輿情的一般表現途徑包括:網絡新聞，新聞跟帖，論壇帖文，以博客、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搜索引擎，移動互聯網終端，網上調查，網上簽名，網絡發起線下活動等。筆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從不同的學歷層次、年齡群體、職業群體角度探究社會各階層民眾通過哪些媒介傳播途徑了解并參與的社會關注度較高的熱點案件。如圖1，在調查的157人中，通過微博熱搜、新聞關注社會熱點案件的人數最多，其中本科學歷層次的占到了53.71%，碩士學歷層次的占到了24.79%。通過微信公眾號、朋友圈以及電視新聞或者法制頻道關注熱點案件的人數緊隨其后。可以見得，在新媒體時代關注案件的渠道不再是單一的看報紙、聽廣播。而是不論學歷層次的高低，民眾都可以通過簡單易懂的網絡信息傳播媒介了解案情的發展變化。如圖2，年齡在18周歲以上30周歲以下通過微博熱搜、新聞關注社會熱點案件達到了86.92%，使用微信朋友公眾號、朋友圈了解熱門案件達到了62.62%，通過電視新聞或法制頻道關注熱點案件達到了53.27%。年齡在30周歲以上60周歲以下通過電視新聞或法制頻道關注熱點案件達到了65.96%，,通過微博熱搜、新聞關注社會熱點案件達到了55.32%。通過數據筆者發現，18周歲至30周歲之間使用微博關注案件的比例最高，而30周歲到60周歲之間通過電視新聞和微信的人數所占調查總人數的百分比最高。微博使用者呈現年輕化的趨勢，而電視新聞和微信的輿情發生比較普及，年齡分布的跨度較大。不同職業群體通常參與案件的討論方式。朋友間聊天是受訪人數中選擇最多的一種參與方式，其次是網上評論留言和通過點贊、投票、轉發支持，緊隨其后的是從不參與只瀏覽的參與案件的受訪人數。其中，從事一般性事務工作的職員占朋友間聊天受訪人數的25.21%，同時在這類工作群體中34.42%的人也從不參與只瀏覽。看似矛盾的數據其實也不矛盾，職員之間社會地位比較普通，雖然會有對某些案件的看法觀點，但限于學識及社會背景的影響，他們深知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更多的就是在朋友之間發發感慨，在公共平臺上謹慎自己的言論。同樣可以看到專業技術人員通過朋友間聊天參與案件討論占18.26%，學生占15.65%。這是因為同輩群體間的溝通交流更舒服自然，對案件的討論并不會刻意有所掩飾。

（二）網絡輿情的傳播途徑喻國明教授就采用輿情監測的方法對網絡輿情熱點事件的特征進行分析，指出政府機構和官員對網絡背景下的社會政治尚未適應，亟需構建社會的“安全閥”機制及對民眾的精神撫慰機制。蘭月星、曾潤喜則利用數學建模的方法，構建了網絡輿情信息傳播規律模型、并嘗試利用網絡輿情固有增長率的閾值作為輿情預警指標。王平，謝耘耕從輿情形成的五要素：主體、對象、本體、媒介及過程對突發公共事件網絡輿情要素之間的作用關系和演變過程進行了揭示。網絡輿情的傳播途徑多種多樣，筆者在問卷調查中發現，微信微博客戶端成為了網絡輿情傳播最為活躍的平臺。近年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微博、微信中信息上傳速度快，轉發評論方便、快捷，使用微博、微信第一時間了解案件的始末更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盡管電視新聞不再占據半壁江山，相比較“兩微”具有滯后性，但是由于目前電視新聞傳播信息的真實性比較高，其所占比重不亞于微信公眾號、朋友圈傳播的途徑。同學、同事間的討論也是網絡輿情傳播的一種形式，相比較民眾從微博、微信以及電視新聞中了解案件的發生，同學、同事間的討論這種方式所占比重就大大降低了。這是因為現代信息傳播的虛擬性以及人際交往方式的轉變使得民眾關注案件的途徑發生了變化。面對面的交流在網絡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資源全球化的當今社會顯得比較稀有。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工作壓力的不斷增強，坐下來聊一聊不再是主要的信息傳播方式。手機客戶端應用的發展，使得手機使用的頻率增加，在此次發放的157份問卷中，僅有4份問卷是使用電腦版微信作答，其余都是手機上微信作答的問卷。從側面發映出手機功能的拓展，通過電腦了解新聞的比率正在下降。通過親朋好友告訴來知曉案件比通過報紙廣播這種方式的人數更多，更加反映了傳統媒體走上了衰敗。

二、輿情對司法過程的影響

在我國的憲法與法律的相關規定中，明確了對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進行多種形式的監督方式，其中有人大監督、檢查機關監督、當事人監督、社會監督等，網絡輿情監督作為一種順應時代衍生出來的監督方法有著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司法過程又具體分為立案階段、偵查階段、審判階段、執行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民眾利用網絡的話語權參與案件的程度和反響也是大有不同的。例如，于歡案之所以能夠引起民眾的熱議是從一審判決之后發生的，而江歌劉鑫案在網絡上形成輿情是在立案、偵查階段就開始顯現的。

（一）網絡輿情對司法過程的積極影響1.網絡輿情對立案偵查階段的積極影響。網絡輿情有利于實現公民的知情權，如圖5，在受訪的157人中有114人認為網絡的參與加大了案件的宣傳力度，案件被廣為人知。對雙方當事人的身份背景了解更深和對于職務人員不作為的監督受訪人的選擇達到了相同的比重，也就是說網絡輿情有利于約束公權力。并且大部分民眾認為通多網絡的信息傳播可以更全面的了解事實的真相，多數人在網絡上發表的言論似乎成為了主流意見。但是，不能否認的是由于案件信息的魚龍混雜，網民的不理智阻礙了案件真實性的探索。2.網絡輿情對審判階段的積極影響。近幾年的司法建設突飛猛進，聶樹斌案和呼格案時隔多年的再審程序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網絡輿論積極作用。但是，出乎筆者意料的是在受訪者中認為網絡輿情的鼓動啟動再審程序并不是多數人。60.50%的受訪者認為網絡輿情對監督案件的進程影響最深，僅有28.02%的受訪者認為網絡輿情對相關法律名詞的解讀有影響。筆者從于歡案中發現，法官在審判階段對《刑法》中的正當防衛進行了擴大解釋，由于對法律條文的理解產生的偏差，本案的一審判決在民眾心中顯得過重。之后在網絡上出現了大范圍討論正當防衛的解釋，最高檢在2017年5月28日表明了立場，認為于歡案屬于防衛過當，并且重新對正當防衛做出了細化的解讀。或許是因為專業背景的差異，大部分民眾似乎沒有感受到網絡輿情對相關名詞解讀所帶來的影響。3.網絡輿情對律師參與訴訟過程中的積極影響。在2016年趙春華案中，二審律師徐昕通過個人微博、微信公眾號持續發表整合重要媒體報道的文章來實現案件的二次傳播，同時接受媒體采訪披露案件進展，希望通過個案推動槍支堅定標準變革。如圖7，可以見得律師利用網絡媒介參與案件的進程是有影響的，70.70%的受訪者認為網絡輿情對律師所受社會情感支持有積極影響，對于網絡輿情推動律師辯護方向的變化以及律師推動案件的發展受訪者的選擇也達到了半數之上。

（二）網絡輿情對司法過程的消極影響1.網絡輿情通過形成主流意見介入司法過程。網絡輿情是推動了審判的公開甚至推動的審判方式的改革，不僅僅貫穿于審判階段的輿情除了具有積極影響外，消極影響也呼之欲出。在立案偵查階段45.85%的受訪者認為網絡輿情使得案件信息魚龍混雜，網民的不理智言論會影響辦案。如圖6，在審判階段57.32%的受訪者意識到網絡輿論的傾向化明顯、不客觀。如圖8，50.95%的受訪者認為輿論一旦超過民眾的心理底線將會出現倒戈。縱觀近年來全國受關注程度較高并且引起的社會反向的案件，無論是“于歡案”、“趙春華案”還是“許霆案”，都反映了網絡輿情所形成的主流意見對司法人員的辦案思維乃至整個案件的進程，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網絡輿情助長了“民意審判”。傳統的中國，人們始終認為法律是世俗權力的工具和手段，因而缺少西方法律傳統中宗教式的精神情感，衡量法官的裁判是否公正不是用法律唯一的現代審判元規則，而是看其符不符合天理，符不符合人們普遍認同的道德準則，是否代表和體現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此，“民意審判”、替天行道的“江湖義氣”就成為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一個特有符號。從“于歡案”中不難找到所謂“民意審判”的蹤跡，于歡一審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被判無期徒刑，隨著知名媒體的報道，案件判決浮出水面，公眾提出質疑。部分人認為于歡的行為體現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保護自己的母親不存在錯誤的行為，甚至輿論一度導向于歡作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如果不能保護自己的母親，以后祖國母親受到威脅誰敢站出來擁護偉大的祖國母親。顯然這樣的言論過于傾向文化傳統的角度，不能說絕對的錯，但絕對不會是判決的理論依據。再看近來的“江歌劉鑫案”，網絡上的言論形成了一邊倒的局勢，希望被告陳世峰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對于劉鑫不管不顧自己的閨蜜江歌一事網絡的討伐聲越來越高，并且希望劉鑫也要承擔責任付出相應的代價。網絡的輿情變得可怕的原因是萬一言論被操控，那將會是可怕的境況。“民意審判”也就變成了胡謅八扯，毫無可信度。3.網絡輿情易成為違背司法程序的利益追求的工具。司法是國家權力為當事人提供的理性的解決爭端的方法，它要求按照既定的程序辦事。程序是從事法律行為做出某種決定的過程、方式和關系。英國1215年大憲章被公認為“正當程序”的源頭，其后美國在憲法修正案中也確立了“正當程序條款”。法律程序以司法程序為典型形式，司法活動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其有一套在外界看來相當繁瑣的程序和一段比較冗長的周期，不僅難于在第一時間做出對案件的處理決定，也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查明并披露事實真相。網絡輿情如果被少數人操控，就變成打著“民意”的幌子制造所謂的網絡民主。公眾更多追求的是審判結果，對于具體的司法過程了解知之甚少。盡管會有聲音出現在立案偵查階段，畢竟雷聲大雨點小，大部分民眾不了解案件詳情，反而會阻斷了案件審理的進程。網絡輿情的壓力致使司法機關在辦理社會關注度較高的案件時，容易陷入輿情的漩渦:如果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辦案，不利于及時有效化解輿情，甚至會激化社會矛盾;如果以犧牲程序為代價“個案特別判”，與一般案件程序相比顯得尤為特殊，不僅司法公信力會受到嚴重損害，觸發新一輪的輿情危機，還會損害司法公正和權威。

三、優化網絡輿情與司法互動之間的解決途徑

（一）規范網絡話語權的行使，探索公眾參與的路徑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網絡話語權的行使不是絕對自由的，必要的時候要加以規范和限制。在網絡虛擬世界中，公眾可以匿名發表言論，但正是因為匿名的無責任束縛，有些網絡言論形成了網絡暴力。公眾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時候，隨意的捕風捉影、搬弄是非，造成了對案件進程的阻礙。在全民使用網絡的時代，無論是電視新聞、微信微博客戶端、網絡論壇以及具有其他社交功能的平臺，都應該加強監管，保證消息的真實性。做到隨時辟謠、隨時更新消息、嚴格懲罰不法信息者，從源頭上制止和規范網絡言論。與此同時，網絡實名制的進程應該抓緊落實，保障網絡環境的公開和安全。網絡警察是必要的，但必須寬嚴相濟，讓說真話、說實話的聲音通過正規的渠道傳播出來。

（二）加強司法與公眾之間的互動近幾年有些案件在做出審理判決后，公眾呈現出一種并不買賬的態度。例如“于歡案”在一審做出無期徒刑的判決后，民眾的熱議持續不斷地涌現在網絡平臺上。希望于歡無罪的支持聲埋沒了理性的聲音，為什么依據法律法規做出的審判會引發如此的效果？究其原因，首先是民眾并不具有法律知識的專業人士，只關注案件結果不考慮案件本身的細節才會有這樣的不滿情緒；其次是法院在做出獨立審判后，沒有案件通報的發言人制度，導致法院于民眾的距離感增強。這樣的情緒很容易讓公眾產生誤會，在百姓心中司法是公正的，是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連司法都偏向了不公正的一面，從心理上講是接受不了的；再次是司法沒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會形成一系列的曲解。如果在案件進程的每一個關鍵節點，都能向社會公布案件的處理情況，民眾內心接受能力以及認可度會大大提高；最后，是在法治中國的建設中，普法的工作應該有序推進，只有全民感受到法律的作用，受到法律的保護，體會到守法的尊嚴才能嚴格依法辦事。

（三）設置專門的訴訟程序，保證司法獨立“推遲案件審理，直到偏見的危險消除”，這被視為“熱案冷處理”的有效方法。在英國，為了使審判過程能夠盡量排除媒體報道產生的輿論影響，法官有權中止審判直至新聞報道對公眾的影響消退后再審。美國第五巡回法院主審法官Brown也指出，有偏見的報道現在也許不利于陪審員以及備選陪審員的思考，但妨礙只是暫時的，因此，可以采取延期審理的辦法。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的規定，延期審理適用以下三種情形：(1)需要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2)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的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建議的；(3)由于申請回避而不能進行審判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46條也規定了延期審理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開庭審理：(1)必須到庭的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正當理由沒有到庭的；(2)當事人臨時提出回避申請的；(3)需要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重新鑒定、勘驗，或者需要補充調查的；(4)其他應當延期的情形。對比《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延期審理的法定情形，可見《民事訴訟法》有一個彈性規定，即“其他應當延期的情形”。在訴訟的過程中由于受到程序的限制，延期審理一般都謹慎使用。尤其在司法實踐中一旦被濫用，司法公正問題就變成紙上談兵。根據我國的法律制度，筆者不贊成“熱案冷處理”的方法，盡管有很大的優勢但弊端會在實施的過程中顯露出來。根據國情，對社會受關注程度較高的案件設置專門的訴訟程序，保證司法不受輿情的干擾，保持司法理性。我國有最高院巡回法庭，借鑒上級監督下級、異地審理的監督模式，完善對熱點案件的處置方式。打個比方，就像高考卷子出題者的選擇，看似很神秘但又很客觀。筆者大膽地做出了一個設想，首先對于引起輿論轟動的案件進行一個評價和篩選，符合要求的進入下一個環節。然后，將熱點案件轉移出發生地進行審理，并派相關工作人員進行異地跟進。異地城市的選擇可以根據中央劃分的結對互助的城市之間交換，也可以最高法指定案件由哪個城市的法院進行審理。最后，要注意的一點是規避輿情的高峰時期審理案件。網絡輿情的形成、發展、傳播是有階段的，一旦輿情進入的衰退期，社會輿論會大大減弱，此時法官的注意力不再受到強烈的干擾。結合以上，保證司法過程的理性是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舉措。

（四）引導網絡輿情，構建有效的監督模式網絡輿情是一種新型的監督模式，如果被利益群體操控機會失去發現真實的聲音，甚至會被牽著鼻子走引發輿論的恐慌。在匿名的網絡中,存在著“沉默螺旋”效應,即在意見交流過程中,人們越沉默,其他的人便越是覺得某種特定的看法具有代表性。最初的少數意見因多數人的不發聲或附和成為“多數觀點”,進而因更多的沉默和附和而被強化,最終成為絕對優勢意見。議題設置者為達到放大輿論效應的目的,通常用各種手段刺激網友的情緒,在強烈的情緒指引———匯集———強化過程中,網絡輿論極易失去理性。所以，引導網絡輿情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在眉睫。建立網絡輿情的監管機制，對出現異化的網絡言論或者明顯不符合案件事實的者進行網絡追蹤和監控。當民眾與司法機關之間的矛盾激化時，有效的輿情監督機制可以在矛盾形成之前就能化解，讓矛盾的雙方達到一個平衡的基點，實現全社會的最大利益。司法和網絡輿情并不是對立的，兩者之間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動。在司法活動中，不能一味地拋棄網絡聲音，相反應該借助網絡輿情的監督揭開事情的真相。而法律同時也能規范網絡言論，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完善網絡輿情的監督機制，對藐視司法、干涉司法獨立的言論應予以處罰，實現雙贏的局面。

四、結論

根據筆者的問卷調查，87.26%的受訪者認為完善立法體系體現了依法治國，63.69%的受訪者認為鼓勵網絡民意與司法的良性互動是依法治國的具體體現，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平反冤假錯案是依法治國的表現。可以見得，公眾相信中國司法的權威并且希望法律可以有力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盡管個案引發的網絡輿論勢不可擋，但其畢竟是案件總量的少數部分。我們不能因為網絡輿論的復雜，而否認司法與公眾之間所形成的信任。在新時代的法治社會的建設中，鼓勵民眾行使網絡話語權又要明確規范權利的行使，引導網絡輿情的正確發生方向，實現網絡輿情與司法的高效互動，保證司法的獨立，樹立司法的權威。

作者：鄧琦；杜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