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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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集刊雜志》2015年第五期

2014年3月臺灣島內發生的“反服貿”事件反映出臺灣青年群體的價值與困惑，也暴露出理論界對于兩岸關系發展與青年群體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不足。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研究，旨在解決兩岸青年交流實踐中存在的孤立化、碎片化、可持續性及動力不足等問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新進程為兩岸青年交流開創了新局面，提供了新機遇，“反服貿事件”之后臺灣出現了走向基層組織社會力量的動向，需要在尊重現有的兩岸青年交流各種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兩岸青年交流的良性互動機制和途徑，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來突破現有困境。

一、兩岸青年交流的現狀與制度化的內涵

本文對于青年群體的界定，參考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于青年人口的界定，把14!44歲的人群界定為青年。以1990年“臺灣青年亞運觀光團”來京為標志，兩岸青年交流活動歷經從零散交流到定期互訪到品牌活動的加速發展態勢，已經形成了“海峽青年論壇”、“兩岸青少年夏令營”、“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等眾多青年合作交流的品牌和活動，呈現出機制化、品牌化、多主題、多渠道等交流趨勢。從2015年3月3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為臺灣青少年多做工作”，到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加強基層和青少年交流”，“依法保護臺灣同胞權益，讓更多民眾分享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成果”，以及5月4日會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也指出要“為兩岸青年創業就業提供更多機會，讓兩岸同胞參與越多受益越多……要更多關注兩岸青年成長，為他們提供更多機會和舞臺，讓他們多交流多交心，成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都說明大陸對臺灣青年一代的關注，和對“為臺灣青少年多做工作”的高度重視。但是，兩岸青年交流目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兩岸青年交流存在孤立性，哪怕各地有比較好的交流經驗也很難擴散和持續。青年交流各地各種活動都很多，卻常常曇花一現，或過分追求規模和“新聞效應”，辦的時候很熱鬧，后續缺乏持久的交流與效果測評。另一方面，這些比較好的交流經驗，也沒有被很好地以經驗或規則的方式加以明確或推廣，導致交流中的明確性不夠。第二，相比前期青年交流的火熱開展，現在的青年交流存在創新動力不足的情況，交流更新速度比較慢，自主性較差。目前很多交流活動是從大陸對臺工作大局出發，較少就臺灣青年的需求進行先行論證，而臺灣方面主動舉辦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就更少了。第三，兩岸青年在交流交往過程中對對方行為的預期以及對行動解釋的共享程度還比較低，共同性不夠。在交流中，雖然初期兩岸青年可以因為感興趣的議題相識交談，再進一步交流就會出現差異性障礙，然后“他群”和“我群”的認同分界逐步加強，這不利于兩岸青年交流的持續合作與發展。要解決各地孤立的、離散的青年交流，突破現有的交流困境，打破所謂“越交流越疏離”的怪圈，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讓兩岸青年交流走向制度化。

本文定義的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是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創造和發展出兩岸青年的認同、規則或者共享的行為標準，不僅指兩岸青年交往中制度本身實現制度化的要求，而且制度在兩岸青年中獲得穩定的、可持續性的以及被普遍認同的模式。［1］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從內容角度分為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青年交流經驗的制度化，也就是從經驗到準則到組織的發展過程。需要搭建各種推進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平臺和事務機構，從組織文本到主體行為的各個方面和環節實現理性化與法制化。類似2009年以來定期舉辦的兩岸青年社團負責人圓桌會議的交流機制，2012年的第四屆兩岸青年社團負責人圓桌會議簽了8個2012—2013年兩岸青年交流合作項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機制。兩岸青年個體和團體在各種定期交流的平臺上定期進行互訪交流協商共同事務，共同為兩岸青年謀福祉、促發展做了大量的服務工作。第二層含義是兩岸青年交往中行為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和規范對兩岸青年在交往中的塑造。兩岸青年交流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兩岸青年對某些要素和事務的理解和交流，并在一定情況下達成共識。這里涉及兩岸青年相互識別彼此的身份和行為等，制度化的交流構成了一個社會性互動的過程，比較好的方向是會促使兩岸青年在交往中發生重新歸類、重新比較和重新認同。2010年開始舉辦的“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促進了兩岸青年世代的相互了解與融合，建立了兩岸青年跨領域對話合作的團隊經驗，培育了兩岸未來領袖精英間的互助合作。在2012年8月舉辦的兩岸大學生南海主題夏令營上，兩岸青年學生通過夏令營交流對南海問題的觀點，來自臺灣師范大學政治學專業的學生黃盈萍表示，“透過這樣的機會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在‘海洋法’對南海的適用上有多元的看法”。［2］將這樣有意義的探討做成系列活動持續下去，逐漸制度化將會更好地規范和塑造兩岸青年。規范與協調兩岸青年交流的有序化，清晰界定相關機構在兩岸青年交流中的空間，制度化有助于兩岸青年在制度基礎上的社會化交往，兩岸青年對制度規范的吸收和內化又推動了制度化過程的完善。制度化是一個既包含兩岸青年對制度和規范的遵守，又包含兩岸青年對規范的學習、吸收和反饋的雙重過程。在搭建的制度平臺上，兩岸青年之間構成了一個相互交往、學習和互動的過程。兩岸青年交流給社會青年自治力量的成長讓渡空間，從而激活兩岸社會的青年自主和自治的能力，兩岸公權力部門也要在交流交往過程中推動角色的轉型，從宏觀層面解決青年交流需要的公共服務與政策的有效供給問題。

二、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要素

在制度化進程中，兩岸青年間交往越密集，對彼此的認知也就越多，其中既包含積極認同，也包含一些對彼此差異的認識。臺灣《聯合報》2014年公布的“兩岸關系年度大調查”，顯示臺灣民眾認知兩岸社會與互動關系轉趨友好，但認為兩岸經貿、軍事與國際空間競爭關系轉趨緊張。［3］調查還發現有57%的臺灣民眾對大陸政府印象不佳，51%的臺灣民眾對大陸民眾存在負面觀感，如不文明行為、強悍霸道、現實、炫富、不衛生等。［4］積極認同能夠推動兩岸青年間的正向交往，差異認知或者刻板印象則需要合適處理，否則容易導致沖突，層出不窮的類似“茶葉蛋”等新聞事件便是很好的證明。交流中的積極認同與制度建設是維持兩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條件，二者包含在動態的交往進程中。一旦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框架建立起來，那么在框架內處理追加青年議題的邊際成本比沒有機制框架要低。在制度化的協調和指導下，兩岸青年能夠更好地了解兩岸關系發展的方向，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的發展。影響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過程的因素很多，本文歸納出三個核心要素:利益、認同以及社會化程度，它們影響著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進程、參與的深度和作用的發揮。

1．利益要素。主要指制度化過程中，兩岸青年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遵守相關制度規范，根據成本－收益計算模式來參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據2013年臺灣相關調查顯示，20!29歲的臺灣年輕人愿意赴大陸就業的比率逐年成長，由2011年的32%增為2013年的48%，三年來多了16個百分點。［5］2015年3月15日總理在回答臺灣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們歡迎臺商包括年輕人到大陸來創業，并且愿意推動兩岸人員交流，拉近兩岸民眾的心理距離。”［6］技術變革與經濟相互依賴的增加使兩岸青年交往越來越多樣化，交往范圍越來越廣泛，資本、商品及人員的流動帶來的巨大利益，成為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重要動力。全球化的壓力為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提供契機，那么利益要素就要從三個層面去思考:第一如何更好地促進兩岸青年交流合作的便利化，使得兩岸青年休戚與共，利益攸關;第二如何在兩岸經濟合作中將利益更多更廣泛地惠及青年群體;第三如何在兩岸關系的制度設計中更好地包容臺灣青年的社會發展需求。兩岸青年制度化進程的初期，從對利益的追求出發而建立的制度網絡，為兩岸青年交流建構創造一個發揮平臺，比如緩解臺灣青年的就業壓力，繼續加大開放力度，建立兩岸大學生就業的勞動力市場，依托產業進行對接、供應鏈的合作等，從而使得社會因素能夠在更好的空間內發揮作用。如何讓臺灣更多的青年認識到兩岸關系的發展對他們有利，更應該堅持下去，這是制度化進程的重要環節。

2．認同要素。主要是指參與制度化的兩岸青年對自身和他者的認知，以及對某些問題和關鍵因素的共同看法，強調制度化過程中認同建構的作用。隨著兩岸青年交往的加深和穩定性，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徑逐漸減少，社會建構的成分逐漸增多，從而為認同和觀念等在制度化過程中的發揮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兩岸青年間相互認同程度越高，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不過認同要素的發揮作用是有條件的。首先，青年交流中認同的構成非常豐富，包括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等，這些因素在兩岸青年參與制度化之前就已經存在。如果在制度化開始的階段，兩岸青年能夠對某些問題達成一致，形成“共有知識”，則會推動交流制度化的順利進行。比如兩岸青年對于非傳統安全困境的認知和規范能夠趨同，就會加深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從而推動制度化從一個高起點開始。其次，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過程中，要確認青年團體的內部主導規范，這是認同的所有因素中最核心的。比如在閩的青年臺商中信仰宗教或參與民間信仰的民眾比例很高，那么宗教規范在網絡中就起到約束和協調的作用。還有，“后太陽花世代”強調環境保護、宗教自由、社會公義、民主等所謂“普世價值”。最后，臺灣不太成熟的民主制產生出來新的“排異”風潮，價值情緒強化激發新的認同問題。一般而言，民主傳統的地區成長的年輕人對于制度化交流的認同性更高，穩定性較強。臺灣青年現在認可的“小確幸”看似溫和，在論述邏輯上極具排他性和意識形態背景，阻止兩岸交流中認同和制度化的正向發展態勢。“太陽花”最大的效應，就是讓臺灣青年勇于、樂于表態，而這種奠基在“政治正確”之上的表態，目的在于排斥其他人的認同、想法與意見，例如將認同大陸、支持“服貿協議”的人統統設定為敵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也指出:“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范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在臺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7］受臺灣政黨政治生態影響，兩岸青年交流的脆弱性和島內“臺獨”分裂勢力的干擾和破壞仍然是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重要障礙。

3．社會化程度。社會化強調的是兩岸青年進入到青年交流這個新的環境，行為體之間以及行為體同新環境交流的動態過程。社會化程度存在一個變化的域，從抵觸到逐漸接受到主動參與。兩岸青年交流的社會化程度是利益和認同發揮作用的平臺，也是衡量制度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2008年后，兩岸青年交流得以在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互信，經過制度化協商機制逐步化解各種障礙。在制度化過程中，兩岸青年的密集交往能夠推動制度化動力的轉變，從最初的著眼利益追求轉化為包含越來越多的社會性因素在內的綜合性動力，使得兩岸青年交流的社會化程度和制度化的水平也就越高。一定程度上，兩岸青年交流中的社會化和制度化是互為因果的。通過組織兩岸青年的相關交流活動，提供社會性獎勵或者施加社會性懲罰而推動兩岸青年交往的過程以及遵守規則的進程。社會化推動吸收兩岸青年交流中的規范和原則，就關鍵問題達成共識、形成認同，從而推動兩岸青年對制度的參與程度和支持程度，制度化隨著社會交往的發展而向高層次發展。在這個正向關系中，制度化動力從利益的選擇到社會建構的轉變是兩岸青年交流交往密切的結果，而動力的變化進而增加兩岸青年交流的密度，推動制度化向積極的方向發展。當然，兩岸青年交流的社會化進程不必然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而是存在曲折和自我否定的。當兩岸青年采取相互協調的協作博弈存在清晰的焦點時，通過制度化方法可以實現兩岸青年合作的高效率。現實中，單一要素的制度化很少存在，一般是很多要素同時起作用。物質性增長［8］塑造的是兩岸青年交流的骨架，社會成長塑造的則是兩岸青年交流的文化與靈魂。了解兩岸青年交流交往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挖掘兩岸青年交流間存在的共同利益，制度化才有可能產生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實踐機制

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軌道，迎來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兩岸各自的制度環境存在較大差異，這就決定了兩岸青年交流經驗的多樣性和實踐的豐富性。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化過程是生產公共物品的過程，傾向于生產不足，而不是全部制度化過程都會成為現實。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建構的核心任務，一方面是已經建立的相關制度必須完善落實，還不健全的制度應該盡快建立，另一方面是改革那些不利于兩岸青年交流的體制障礙，進一步完善兩岸青年發展的相關培育制度。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塑造著兩岸關系的交流交往與互動，提供信息和行動的程序、慣例和規范，其制度設計的實踐機制體現為以下幾點:

1．培育“共有知識”，產生信任和理解共有的某些知識和經驗會使兩岸青年在制度化過程中想法趨同，使得彼此能夠產生信任和理解。“兩岸青年共有知識”指在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共有理解和期望，作用是在制度化的初始階段為兩岸明確一些需共同規避或者共同認可的事項。共有知識［9］既是制度化的結果，也是兩岸青年進一步溝通的渠道。建構“共有知識”系統是兩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核心，內涵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兩岸青年堅持各自信念中的交集部分，比如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記憶;第二是制度化的建立過程中對某種新產生的“共有知識”的認可和維護，比如相互依存或者共同命運的現實要素，還有新時代的文化交往和文化理解產生的新的集體記憶;第三它的具體形態包括兩岸青年交流中所達成的一系列規范、規則和意識形態等等，兩岸青年通力合作去共同面對和解決我們遭遇的問題。以活動設計為例，青年交流的活動設計中的“共有知識”一方面包含使兩岸青年從過去爭高下的競爭心理，轉變為清醒地認識到兩岸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一起開創我們的共同未來”的合作心理;一方面包含如何將交流活動的內容從各種競賽調整為兩岸四地青年共同完成某幾項具有特殊意義的任務。

2．搭建議題網絡，形成青年交流的戰略規劃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過程就是讓兩岸青年針對共同關心的兩岸公共事務進行互動參與的制度建構，不斷促進青年為主的公民團體在教育、科研、文化、衛生、體育、環境等方面的跨域合作與探討，策略地依靠議題管理協作網絡和渠道，要求社會傾聽青年群體的聲音，比如金門和廈門兩地的年輕人可以共同探討金廈海域的垃圾漂浮帶來的海洋環境問題等。兩岸青年交流的各種各樣的議題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議題網絡，同時，每個議題領域都存在著相應的制度化渠道和網絡。這種擴大參與的制度化網絡類似于重復博弈，創造了對遵守行為的激勵因素和長遠利益。“兩岸青年共同參與的網絡”造就了更好的兩岸關系，這些制度化網絡增加了背叛的成本，促進了交流，創造了對他者可能行動的有利預期。就以青年就業為例，盡管因為大陸經濟崛起，機會越來越多，不少臺灣青年都渴望到大陸創業、就業，但往往苦于缺乏相關資訊和渠道而頗費周折。因此，直接對接兩岸的青年創業服務平臺設立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類似北京、上海、廣州包括廈門等重要城市都陸續成立了兩岸青年創業協會，找到了更多適合臺灣青年來大陸創業或者兩岸青年合作創業的項目，尤其是針對臺灣的中小企業，改變了臺灣企業傳統登陸模式;同時為兩岸在更廣范圍的投資合作進行“試驗”和前期探索，逐步完善了兩岸青年創業投資合作機制。以前大陸主要通過企業向臺灣進行讓利，現在可以跟臺灣青年群體和臺灣公民團體進行更多交流，建立更多的合作管道，使讓利模式多元化。大陸公權力部門可制定《2016—2026兩岸青年交流行動計劃》等，分短(半年或1年)、中(5年)、長期(10!20年)，制定交流的目標、計劃、措施等，系統推進兩岸青年交流，使得兩岸青年交流形成全方位、立體式、大覆蓋面、縱橫交錯的大格局，形成做臺灣青年工作的新的工作體系，各有關系統、行業、部門、單位應在上級的整體部署下，大力協調配合，通過不同的渠道和角度發揮各自的優勢。可以考慮在對臺交流比較集中的省市，比如福建省，建立“海峽兩岸青年交流中心”或者“海峽兩岸青年交流中心項目”，有計劃有目標地聚集海內外優質資源，支持兩岸青年從事兩岸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創新研究與實踐，同時依托中心所在的相關高校進行教育資源整合，組成青年為主的研究團隊和工作團隊，參與當地的建設。

3．將責任感和激勵要素納入青年交流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過程，需要將責任感納入規則制定和規則實施的機制之中。一種是可以通過由兩岸青年在交流活動和交流機構的參與來實現對交流制度的控制，而一個補充措施是加強兩岸公權力部門在青年交流項目策劃和平臺搭建中的負責機制，青年交流要盡量透明化，這樣在增加責任感的同時確保兩岸青年可以對制度化程度和效果做出判斷。青年群體的優點是充滿活力與創新精神，常思未來，對社會發展具有敏感性。兩岸青年交流與現代傳播技術相結合，造就了公共空間，兩岸青年可以跨越地理距離就相關的公共政策進行交流，這種公共空間中的理性探討特別有利于兩岸青年在積極參與共同事務的治理中培養責任感。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背景下，通過兩岸青年的密切交流與合作，制度化過程中一方面要將責任感納入規則制定和規則實施之中，也要克服阻礙增強責任感的因素。對于公權力部門而言，可以在某些兩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地區比如廈門等地嘗試把地方公權力部門的治理績效與收益掛鉤，對青年交流制度化完成較好的機構和個人進行獎勵，對參與某些高成本、非營利性等特點的兩岸共同事務的青年為主的企業，政府可以給予補貼或稅收等其他優惠政策。總體來說，一方面要放松制度限制，大力促進兩岸青年交流的經驗和交流形成規模效應;另一方面要加大輿論和媒體宣傳力度，通過精神表彰以鼓勵和肯定兩岸青年致力于制度化的努力和品質。

4．建立規則，養成理性對話環境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有利于生成兩岸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與關于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當性共識，為兩岸青年交流提供承認和遵守的共同社會規范以及良好的對話環境。討價還價建立在特定互惠基礎上，利益和優勢是討價還價的目的;而說服是在一個共享的對話框架內進行的，參與對話者具有共享的規范、原則和價值觀。［10］兩岸青年利用理性說服的程序來表達自己的傾向性，并以此進行商談與論證，在這個過程中要格外關注青年對博弈形式和規則的學習。兩岸關系是復雜和充滿不確定的，兩岸青年如何理解和認知交往場景是兩岸關系制度化中極為重要的問題。比如，制度歧視已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種族歧視，而對話的普遍性意味著:在認同別的生活方式時，人們將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對化。從現有的經驗來看，兩岸公共事務聽證會、兩岸關系研討會、兩岸青年精英論壇、兩岸青年智庫論壇等對話機制的建立，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化有積極作用。在將固有的青年活動品牌比如“海峽青年論壇”、“兩岸青年學者論壇”等持續做久做深的基礎上，可以開始建構兩岸青年的網絡對話機制。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有助于形成兩岸理想的話語環境，其關鍵在于利害相關的兩岸青年在協商之前，制定出為大家共同遵守的話語協商的程序原則和論辯規則，營造制度化的和諧環境。大陸在兩岸關系中要爭取臺灣青年對大陸政治制度的了解與尊重，逐步掌握制度方面的話語主導權。一方面兩岸青年根據話語互動，使得各自對現實中的兩岸關系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就是真正有利于兩岸關系的話語能夠得到對方的接受，進而去調整其滯后的兩岸青年的認知，進而去改變兩岸政策。兩岸年輕人不要只是相互指責與對抗，應該要走出悲情共同去創造未來。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終將在廣大青年的接力奮斗中變為現實，擔負起實現“中國夢”的歷史責任是時代賦予青少年的重任。兩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是一種創新過程，意味著一些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對過去的一些制度安排的替代過程，也是規則遵守和內化促進兩岸青年在交流中彼此學習的過程，為制度化的發展提供創新動力。兩岸青年在交流過程中，逐漸增加互動頻率和形式，慢慢成為習慣進而上升到制度層面，同時擴大理性化的交往基礎，拓深交往程度，使兩岸青年團體或個人的互動進入交融和整合的制度化過程，通過特殊的制度安排，加強制度和政策宣傳，增強臺灣青年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理解認同，擴大對臺讓利的覆蓋廣度。兩岸年輕人已經開始由初始的新鮮感走入到文化和心理沖擊中，生活的經驗和交流的瞬間，以及他們遭遇到的行為，才是建立關系不可或缺的要素。促進兩岸青年交流更快地步入制度化，核心在于構建兩岸青年在參與共同事務中的制度化溝通渠道和參與平臺，同時意味著，兩岸公權力部門要加強確立對民間青年交往中產生的經驗的培育發展機制，也必須通過深層次的制度強化和制度建設來實現。

作者：唐樺 單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廈門大學 臺灣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