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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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戈寶權思想綜合性強，時代特色鮮明，富有創新色彩，對我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影響深遠。通過對戈寶權公開發表的論文、講話文稿以及出版的書籍進行分析發現，戈寶權的翻譯思想內容豐富，涵蓋面廣，不僅涉及翻譯這一活動的本質原則，即翻譯“要讓讀者聽得懂”，同時對于譯者的工作方式也有具體的思考。譯者應重視“翻譯難”這一問題，忠實原文，采用直譯的方式，并遵循相應的步驟，用樸素的語言準確地再現原語所營造的美感，翻譯不僅需要高超的“技巧”，更需要精湛的“藝術”。

關鍵詞:戈寶權;翻譯思想;特色;價值

戈寶權是我國現當代著名的外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同時也是杰出的外交官與新聞工作者，他為我國外交事業做出巨大的貢獻，極大地推動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戈寶權一生致力于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解放前曾是《大公報》派駐蘇聯莫斯科的記者、《新華日報》的編委、《群眾》周刊和時代出版社以及生活書店編輯，解放后歷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中蘇友好協會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評論》《文學研究》《世界文學》《譯文》等多部文學及文學翻譯類雜志的編委，并擔任若干文化學會的顧問。戈寶權一生著作十分豐富。他通曉英、法、日、俄、波蘭、西班牙等多國語言。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年僅20歲左右的戈寶權就致力于翻譯與研究外國文學，長達半個多世紀。他翻譯過俄蘇、東歐及亞、非、拉美各國的文學作品，主要譯著超過50部，發表了上百萬字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在比較文學研究與翻譯領域成果顯著。目前，對戈寶權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人生經歷、貢獻作用的研究;第二類是翻譯活動特點的研究，黃忠廉從文學性角度來分析《海燕》［1］，李暢從先例現象出發研究戈寶權先生的翻譯［2］;第三類則是其翻譯觀、翻譯思想的研究，鄭海凌對戈寶權先生的翻譯與藝術觀進行探析［3］。從研究現狀來看，對后兩類研究的相關論文不多，翻譯研究較為零散，對其翻譯思想的特點與翻譯價值進行研究就更為少見。筆者依據戈寶權公開發表的論文、講話文稿，出版的書籍，結合之前研究成果，旨在對其翻譯思想進行系統綜合研究，進一步凸顯戈寶權對我國文化翻譯事業的貢獻。

一、戈寶權翻譯歷程及主要翻譯作品簡述

在了解戈寶權先生的相關翻譯思想之前，對其個人的整個翻譯生涯與譯作情況進行總體把握與簡要概述是十分有必要的。戈寶權先生的翻譯實踐活動與其個人工作變動、人生經歷聯系十分密切。在大學期間，戈寶權就開始翻譯并發表拜倫、雪萊等詩歌作品。據不完全統計，戈寶權在重慶工作時，翻譯并出版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報告文學作品，包括《不是戰爭的戰爭》《六月在頓河》《英雄的斯火林城》等作品集;1945年，與矛盾等人合譯蘇聯作家羅斯金的《高爾基》這部傳記小說出版。1946年初回到上海，戈寶權在生活書店和時代出版社工作，于1947年出版了與水夫合譯的蘇聯作家日丹諾夫的《戰后蘇聯文學之路》;同年還出版了顧爾希坦的譯作《論文學中的人民性》、巴諾夫《寶石花》、編譯的《普希金文集》、參與合編的《高爾基研究》。1948年出版蘇聯勃洛克的《十二個》(長詩)以及與他人合編的羅果夫作品《奧斯特洛夫斯基研究》。1949年，戈寶權開始在莫斯科工作，先后訪問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國家，開始涉及東南歐國家的文學作品的翻譯與研究:1949年翻譯并出版《聯共(布)黨史資料》、與梁香合譯的日丹諾夫的《論文學、藝術與哲學諸問題》;1950年出版譯作《十二個月的故事》;1952年，顧爾希坦的《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譯書出版;1953年，戈寶權與葛一虹編譯的《普希金畫傳》和《高爾基畫傳》出版;1958年，與他人合譯的《唐克詩選》與《馬雅可夫斯基詩選》出版;1959年，譯作《吉亞泰詩選》、與他人合譯的《恰其詩選》《阿爾巴尼亞詩選》出版;1962年，譯作《桑托斯詩集》《米凱亞詩集》出版;1963年，翻譯由歌德、普希金等作詞的《穆索爾斯基歌曲選》歌詞部分并由音樂出版社出版，馬里奧·德·安德拉戴等著的《安哥拉詩選》譯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4年，譯作《德拉戈·西理奇詩集》《拉扎爾·西理奇詩集》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6年，翻譯阿爾巴尼亞·西理奇所著的《教師》(長詩)并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70年，戈寶權被派送到河南省息縣“五七”干校勞動，此后數年，并無新的譯作出版問世，直至1981年，與徐文德、李寧來合譯的《愛明內斯庫詩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82年，譯作《愛倫堡政論通訊集》由新華出版社出版;1983年，與張鐵弦、夢海、任溶溶參與翻譯的《謝甫琴科詩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同年，其譯的《納斯列丁的笑話———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1985年，譯作《普希金童話詩》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戈寶權、興萬生等譯的《裴多菲小說散文集》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此后，戈寶權有三部譯文集問世:1987年，《戈寶權譯文集———普希金詩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0年，譯作《謝夫琴科詩集》由譯林出版社出版;1991年，《戈寶權譯文集———高爾基小說論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8年，《戈寶權譯文集———俄語國家作家詩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00年，戈寶權先生逝世，其譯作出版事業仍在繼續:2004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戈寶權所翻譯的《普希金詩選》(圖文版)、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普希金詩選》、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我記得那美妙的瞬間———普希金詩選》、2013年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普希金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于2015年和2016年出版戈譯本的《高爾基文集第五卷》和《謝甫琴科詩集》、201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普希金詩選》、2017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普希金童話詩選》。戈寶權一生譯著豐富，其作品經歷多次重印與出版，獲得廣泛的認可，備受贊譽。

二、戈寶權翻譯思想內容

戈寶權從事文學研究與翻譯工作長達60多年。在這期間，他翻譯了五六十本著作，撰寫了上百萬字的相關研究論文并集結出版。戈寶權翻譯實踐經驗豐富，且勤于思考，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闡述其對翻譯的見解，觀點獨到，頗具特色。

(一)應重視翻譯難點，克服“譯事難”關于翻譯難不難這一問題，在翻譯史上有很多翻譯家、學者都提到過。東漢時期，支謙已開始進行佛經翻譯，指出“名物不同，傳實不易”［4］。嚴復則從翻譯質量上宏觀談論翻譯之難，在其譯著《天演論》譯例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5］。戈寶權也曾闡述自己對“譯事難”的看法:“假如你想翻譯一部外國作家的作品，你先要對這部作品有較深刻的理解;還要對這位作家的經歷、創作思想、直至他的文體進行認真的研究。”［6］216在他看來，翻譯不易。首先，譯者需要掌握作者和作品的相關知識，增進對其人、其作的了解。其次，譯者責任重大，在翻譯時，譯者需保持認真、嚴謹的態度，仔細推敲揣摩，對兩種語言要具有非常好的駕馭能力;翻譯內容、題材涵蓋廣，這需要譯者廣闊的知識面。除此之外，翻譯還存在細節和技術上的困難。翻譯的“難”主要體現在五點:避免誤譯難、翻譯出典難、翻譯人名難、翻譯書名難、翻譯事物名稱難［6］217－220。翻譯工作要求譯者嚴謹對待，僅憑一種外語、一部字典，是很難做好翻譯工作的，特別是對于文學作品的翻譯。面對翻譯的種種困難之處，戈寶權認為做好翻譯并非“高不可攀”，“譯事難”這一問題是能夠通過譯者的努力來化解的。“只要在思想上樹立起嚴謹的態度，勤于學習各種知識，努力博覽群書，盡可能多學幾種外語，并在翻譯的過程中，勤于查閱有關的辭書和參考資料，堅持多實踐，那么，就能逐步克服‘譯事難’，而使自己的翻譯水平不斷得到提高。”［6］220戈寶權對“譯事難”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觀點明確，語言精煉易懂，他不僅僅指出翻譯為何難、難在哪里，還對支謙、嚴復所提出的“譯事難”觀點的進行了拓展，使之更直觀、更具體，并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

(二)翻譯需要精湛的藝術在戈寶權看來，要做好翻譯工作，譯者不僅需要掌握必需的技巧，也需要掌握精湛的藝術。技巧和藝術相結合，語言的“高樓”才能蓋得好。1．多揣摩其他譯本，提高翻譯能力戈寶權對譯本極為看重，認為要善于學習與研究已有的譯本，勤于思考，對多種譯本進行揣摩與對照，學習技巧。對于其他譯本中的“誤譯”現象，要加以重視，仔細研究。“初學翻譯的人，不要著急先動筆，不妨拿來外語原文和已出版的較好的譯本，對照一下，看看人家是如何翻譯的，通過這種對比、比較，學習翻譯的技巧和方法，看得多，揣摩得多，自然在不知不覺中就提高自己的翻譯能力。”［7］29－30戈寶權曾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文章中談到對比、學習不同譯本的問題，在比較中發現譯文優點與長處，同時也能發現不足，發現理解、翻譯不當之處，這也有利于自身翻譯能力的提高。在《漫談譯事難》一文中，戈寶權結合“翻譯難”的問題，列出其他版本中一些誤譯現象，如俄國詩人巴爾蒙特將《草葉集》譯作《草的幼芽》，魯迅將《死魂靈》中的人名譯作地名［6］217，瞿秋白在翻譯《海燕之歌》時將“燃燒”譯作“飄浮”［6］218等等。這些都體現出戈寶權對其他譯本的重視，廣泛閱讀其他譯者的譯文，善于發現與總結，在這一過程中，學習他人長處，合理規避錯誤，從而提高自身能力。2．母語與外語并重翻譯涉及兩國或多國語言之間的轉換，語言的掌握與精通程度與翻譯水平和能力緊密相關。因此，戈寶權認為，做好翻譯，中文的修養很重要，同時也要掌握、精通多種外國語，開闊眼界，為翻譯打下基礎。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這一問題:“除精通外國語言的基礎，中文的修養應該達到一定的水平，外語與中文的理解表達能力不可偏廢。”［7］30與此同時，他表示:“作為一個從事研究外國文學的人，應該多懂幾種外國語言，這樣可以做到博覽群書，擴大自己的知識和眼界，便于查閱各種外文的參考書和工具書，因為只靠了一種單一的外語，是很難搞好翻譯工作的。”［8］戈寶權在大學期間除了學學英語外，還學習了法語、日語、俄語、德語等，他的譯作質量高、內容豐富。他以親身經歷向世人展示掌握多種外語對翻譯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學作品的仔細閱讀與理解，背誦文學名作，培養翻譯的語感。在戈寶權看來，“文學語言是語言的結晶，背誦可以更深地理解作品的內在韻味，培養閱讀與翻譯的語感。”［7］29

(三)強調忠實，主張直譯在國內外翻譯界，將力圖忠實準確地把原文信息轉達到譯文中的譯者看作“原作者”的仆人，即譯者把原作者視作絕對權威，按原作者的“指令”行事，不逾矩。關于“直譯”與“意譯”哪個更適用于翻譯的問題，我國翻譯史上也有很多的論述。如歷史上的“文質之爭”，以及民國時期的“直譯”與“意譯”的爭論。雖然我國的佛經譯者和譯論家對如何準確地傳達原文意義說法紛紜，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主張忠實地翻譯。對于翻譯的原則與風格，戈寶權認為應注重“忠實”，他指出翻譯時“忠實”的對象是原文，應忠實于原文內容與風格，甚至形式、語序都要保持一致。語言要樸素，關鍵在于要讓讀者“聽得懂”。他所堅持的標準是“盡量做到從外文翻譯到中文，還可以從中文還原到外文原貌”［7］29，他談到:“翻東西首先應該忠實，要忠實于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形式，甚至原文語句的排列，都很好地翻譯出來，而且要使得大家也能理解，這樣才能忠實地體現原著。”［9］59－60以普希金《致凱恩》一詩中的開頭兩句為例，戈寶權譯作: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10］106雖然這兩句詩歌的中文翻譯并不完全符合漢語語言習慣，但字詞的順序與原文順序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見，在符合中文表達習慣與忠實于原文表達形式方面，他更推崇在不影響讀者理解的前提下，極度忠實于原文，哪怕會有些許不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

(四)要讓讀者聽得懂，不要“生搬硬套”“中國化”翻譯中究竟應采用歸化還是異化方式?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眾說紛紜。國外譯界主張歸化翻譯的學者首推奈達(EugeneA．Nida);他認為，翻譯應追求“最接近的自然對等”(theclosestnatu-ralequivalenttothesource－languagemes-sage)［11］42;美國翻譯家韋努蒂(L．Venuti)則是主張異化翻譯的典型代表，他認為，翻譯應保留原文本身所表現出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把讀者送到異域”(sendingthereaderabroad)［11］146－148。在國內，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重新思考，鄭海凌提出“翻譯即異化”的觀點［12］。戈寶權則認為，應采用樸素的語言來翻譯，不主張采取“中國化”的方式來“生搬硬套”，要保持異域特色，從這一層面來看，他是主張“異化”的翻譯方式。關于這點，戈寶權曾多次談到，翻譯應采用樸素的語言來體現原文:“樸素的語言讀者能夠理解，能夠接受，而且最能感人。現在好多翻譯盡力想把翻的東西中國化，我認為要不得”［9］60“不要把外國作品‘中國化’”［7］30。以戈寶權所譯的普希金詩歌《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為例: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郁的日子需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心兒永遠向往著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10］110譯文保持原文原有的風格，語言質樸、親切、自然，將道理娓娓道來，讀起來朗朗上口。既沒有刻意追求辭藻的華麗，更重要的是，譯者并沒有遵循中國詩歌所慣有的韻律要求，未刻意迎合中國讀者的興趣，該詩這一譯本仍然是中國目前傳播最廣、認可度最高的版本。

(五)翻譯應遵循相應的步驟關于翻譯過程與應遵循的步驟，戈寶權從狹義上和廣義上均有所思考。從狹義上而言，翻譯應論證求實、嚴謹;對原文語料深入挖掘，透徹理解。從廣義上而言，翻譯應包括譯前準備、翻譯原則、翻譯標準、譯后思考。在戈寶權看來，譯者的譯前準備工作必不可少。首先，動手翻譯前譯者應通讀原著，加強對作者、原著各方面背景知識的掌握與了解。他認為，對于書籍著作的翻譯，不應“限于對字詞語句的理解”，譯者“應當首先把這部著作仔細讀通，閱讀有關作者及著作的研究與評價文章，國內及國外的研究文章都要博覽”［7］30，在此基礎上，譯者才能更透徹地理解作品主題、內容、語言藝術等方面，更好地進行翻譯工作，從而減少漏譯、誤譯。其次，在翻譯時，應持嚴謹的態度，本著形似和神似相結合的原則，遵循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的原則，在翻譯時力求做到從形式到內容都忠實于原文。“直譯和意譯，形似和神似都不是對立的，而應該結合起來加以考慮。”［13］再次，一本書翻譯完成之后，譯者應繼續揣摩，關注新譯本的情況，注意語言的發展與變化，進行知識的更新，學會考量，進行修改、重譯，使得翻譯更加準確，語言符合時代特征。“語言隨時代而變化，也要求譯者不斷考量自己的譯作，該修改就得修改，該重譯就得重譯，以適應語言的時代特征。這樣的譯作才有生命力。”［14］戈寶權翻譯實踐豐富，對于翻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語言精辟。他從思想的高度對翻譯這一活動的本質進行闡述，即“要讓讀者聽得懂”，為達到這一目的，作為譯者，應克服“翻譯難”這一問題，遵循相應的步驟，才能把翻譯做好。翻譯不僅需要高超的“技巧”，更需要精湛的“藝術”，需要細細品味，用樸素的語言準確地再現原語言所營造的美感。

三、戈寶權翻譯思想的特色與價值

(一)翻譯思想的特色1．時代性所謂“時代性”，就是具有或符合某一時代特征的某種狀態或性質來源。每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的特征、任務、思想、理論等。而人們所處的客觀現實，則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起點。對戈寶權而言，在他的生活時代中，中華民族所處的客觀現實是其對翻譯認識的起點。戈寶權的文學翻譯生涯貫穿兩個完全不同的時期: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他的翻譯思想不可避免的帶有這兩個時代的印記。1913年，戈寶權出生于“書香門第”，家里藏書豐富，從小就接觸到新學和民主的思想。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它解放了民眾的思想，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學時期，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傳播。文學翻譯事業進入輝煌時期。大量新文學團體和文學刊物出現，譯介和出版了外國文學作品。著名革命文學家如魯迅、瞿秋白、等是當時文學翻譯界的先鋒和主將。當時，蘇俄文學翻譯在中國蓬勃發展。1949年之后，我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取得顯著的成就，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的翻譯理論層出不窮，深刻反映當時的時代特征。在當時，全國掀起“向蘇聯學習的”呼吁，一方面，數量眾多的優秀前蘇聯文學作品亟待翻譯;另一方面，關于“翻譯標準”的爭論仍在繼續。戈寶權的翻譯思想深受這兩個時代的影響，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首先，追求質樸的語言，避免“中國化”的翻譯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學時期所倡導的現實主義翻譯路線的體現。當時文學翻譯的目的在于啟發民智、介紹外國新思想，以期實現語言上的“現代化”。這一點，在詩歌翻譯方面尤為明顯。其次，對譯文“忠實”的強調、對“直譯”的推崇體現了戈寶權對于建國初期“翻譯標準”之爭的鮮明態度。最后，戈寶權的翻譯思想著眼于翻譯人才的培養，面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由上文可知，戈寶權的翻譯思想內容豐富，層次鮮明。他對于如何做好翻譯、怎樣提高翻譯能力與水平所提出的觀點與建議，不拘泥于時代要求與時代特色。多掌握幾門外語、加強母語修養、背誦外國名著以培養語感等對翻譯人才的培養思想，既滿足當時國家對翻譯人才培養的要求，也著眼于未來的發展要求。掌握的外語越多，學到的知識越多，越有利于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對外交流與發展，更有利于國家“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增強國家文化的“軟實力”。2．綜合性與務實性戈寶權的翻譯思想層次鮮明，既包括宏觀層面，也包括微觀層面。他的“譯事難”的翻譯思想，一方面，從整體上說明翻譯確實很難，這項工作對譯者要求極高，既需要嚴謹認真的態度，同時也要求譯者具有豐富的背景知識;另一方面，他從微觀角度，具體指出翻譯的五“難”。

戈寶權既考慮到譯者自身的局限因素，也意識到翻譯工作內在特點，處于兩種語言背后的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與個性問題。對于翻譯的過程及所應遵循的步驟，戈寶權的相關思想也體現出鮮明的層次性。不但從狹義上提出翻譯的建議，而且從廣義上指出應做好翻譯前的準備工作，翻譯中要遵循形似和神似的原則，譯后要經常思考等。結合戈寶權的整個翻譯生涯與人生經歷可以發現，他的翻譯理論、翻譯思想的形成與他的翻譯實踐密不可分。這些理論與思想正是他從自身經歷與實踐中總結而來的。他所提出來的“翻譯需要精湛的藝術”“忠實”“直譯”等思想與理論正是其本人翻譯實踐中所遵循的原則，在這一過程中，他體會到多掌握外語對于翻譯大有裨益，“忠實”與“直譯”是對“信”的堅持。在翻譯過程中，戈寶權強調“實證”“原典”，注重作品的創作背景及背后的文化因素，并從思想的高度提出具體可行的翻譯方法與譯者應注意的事項，體現其思想的務實性。戈寶權翻譯實踐豐富，這些思想從實踐中來，回到實踐中去，對個人翻譯能力的培養與翻譯水平的提高有極大的幫助。3．繼承性與創新性戈寶權的翻譯思想既包含對前輩譯者翻譯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同時又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提出完全屬于自己的翻譯主張與標準，具有創新性。我國古代翻譯家大多主張“案本而傳”“依實出華”，這都是要求譯者忠實于原作。佛經翻譯家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提出“貴其實”“因循本旨”［15］;道安提出“案本而傳，不令另有損言游字”［16］;彥琮認為翻譯應遵循“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則［17］。近代學者馬建忠提出的“善譯”，這一標準被后來的學者歸納為“只有對翻譯的各個環節，即‘文字—字句—文體—義理—意旨’，達到了‘心悟神解’的境地，譯成之后才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18］;同時，嚴復也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支謙、馬建忠、嚴復都秉持“信”這一翻譯標準。戈寶權繼承和發展了前輩的翻譯思想。首先，他認為“信、達、雅”這一翻譯標準并未過時，他對“信”的執著、對“忠實”的堅持是對前輩譯者翻譯思想的繼承;在此基礎上，他所堅持的“盡量做到從外文翻譯到中文，還可以從中文還原到外文原貌”這一標準，以及忠實于原文的風格、形式甚至語序，這對前輩譯者翻譯標準的進一步發展與延伸，使之更具體、更具有操作性。與此同時，戈寶權所提出的關于“直譯”與“意譯”、“神似”和“形似”的非對立性，也是對傅雷譯論“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的發展與新的思考。戈寶權的翻譯思想既包含對前輩學者翻譯主張、思想的繼承成分，也具備創新性的特點。

(二)價值戈寶權的翻譯思想內容豐富，綜合性強，既包含對翻譯活動、翻譯方法、翻譯步驟及翻譯標準的見解，也包括對譯者提出的建議，價值不容忽視。首先，戈寶權所提出的“忠實”的標準，較之前輩譯者的標準，更具體，客觀性更強，進一步明確了關于譯文“忠實”與否的判斷標準。戈寶權所追求的“忠實”，不僅僅是針對內容而言，還包括文體風格，甚至字詞的排序也要求盡量一一對應。從這一層面來看，對于譯文是否“忠實”的評判標準進一步拔高;意義的“忠實”存在程度問題，具有模糊性;而形式與語序的“忠實”與否較易判斷，標準清晰，可操作性較強。其次，戈寶權的翻譯思想既是對其翻譯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也為其翻譯實踐提供指導，影響其翻譯實踐的過程與效果。戈寶權所譯的普希金詩歌，自出版以來，一直廣受歡迎，備受推崇，其優秀的譯著成果進一步證明其翻譯思想的指導價值。戈寶權強調事實，重“原典”，一切從實際出發，工作嚴謹。在翻譯過程中，他注重挖掘原著的相關歷史文化背景，仔細考據和推敲。正如陳建平先生所言，“當代中國學界，許多人把‘理論’理解為抽象的宏論、形而上的思辨，甚至是超越史料與事實的玄言空言。而實際上，戈寶權這樣的研究才是得‘理論’之真義———把研究對象講請楚，展示歷史的真面目，這本身就是‘理論’”。［20］可以說，這既是對其學術實踐價值的贊譽，同時也是對其翻譯思想的肯定。

結語

在6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戈寶權著作等身，獲中西方文學、翻譯獎項無數，在俄羅斯文學翻譯與研究、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等取得矚目成就，架起了中俄文學之間的“橋梁”，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和友誼的使者”。戈寶權翻譯思想內容豐富，全面深刻，符合時代的要求，應用性強，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與發展，價值不容忽視。他所提出的“譯事五難”思想是其多年翻譯實踐的總結，這有利于喚起譯者對兩種語言背后存在的文化差異的重視。他對“忠實”這一翻譯標準的具體闡述使得該標準更具可操作性。戈寶權所提出的關于如何做好翻譯的建議與翻譯過程的相關闡述，對后輩翻譯者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有利于個人翻譯能力的提高，同時對我國翻譯人才的培養提供指導。戈寶權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值得學習。

作者：馬潔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