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網絡輿情管控芻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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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政治學院學報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美國網絡輿情管控的發展維度

———制度保障。1995年是白宮和五角大樓網絡輿情管控的“尷尬年”。美國政府和軍方手中的各類輿情系統自動收集了海量的網絡輿情信息，但沒有專門機構和足夠的人力去分析挖掘這些數據，做了大量無用功，加上多場戰爭中對美軍丑聞相關網絡輿情的“失察失語”，這讓“世界警察”顏面掃地。面對瞬息萬變的網絡輿情，美輿情管控部門意識到，技術絕不是決定因素，必須依靠制度的力量，用制度實現智力聚合，要組建擔負網絡輿情管控職能的“國家隊”。1996年7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國防部指令，任命負責C3I的助理國防部長擔任國防部首席信息官，并由其組建國防部首席信息官辦公室和國防部首席信息官協會，并明確首席信息官主要負責美軍信息系統整合和網絡內容安全，擁有“美軍信息化建設首長權力”。美軍首席信息官制度的設立，極大加快了美軍“拆除信息煙囪”和“挽救互聯網聲譽”的進程。這讓五角大樓“驚喜連連”的同時，決心推廣首席信息官制度并進一步擴大國防部和各軍種首席信息官的職責范圍。接下來的6年里，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太平洋總部、歐洲總部、中央總部、南方總部和北方總部五大戰區聯合司令部，以及戰略、軍事運輸、特種作戰和聯合部隊四個專業司令部都建立了首席信息官制度。陸、海、空三個軍種部下屬的一級司令部也大多任命了首席信息官。至此，美軍首席信息官制度囊括了三大職能，即:參與美國國內網絡安全力量合作，對互聯網連接安全特別是內容安全負責;推動美軍網“云”數據安全遷移，特別是互聯網“涉美”內容的存儲;評估美軍網絡內容安全等級，重點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關于美軍信息傳播與形象塑造是否與當前期望值一致。美軍首席信息官制度，本質上是美網絡安全領域的一次制度革新，也是網絡輿情管控提升為戰略問題的必然產物，這種制度保障在網絡輿情管控領域令其“引以為傲”的程度，不亞于NBA的“夢之隊”。

———法律監管。在“9•11”事件之前，美國對于網絡隱私獲取、網絡身份取證、網絡言論監控的法律非常嚴格，尤其是違法獲取他人網絡隱私會處以重刑。“9•11”事件之后，美國采取了國家層面的互聯網監控戰略，首先從立法上進行了重大調整，以確保對國內外網絡監聽的合法性。其中的重要法規即《愛國者法案》，篇幅10章，包括“提升國內對恐怖主義能力”、“簡化通訊監察程序”等內容。作為國家反恐與監視的核心法案，《愛國者法案》擴展了恐怖主義的外延，為政府機構在更大權力范圍內獲取民眾信息提供法律依據。除了《愛國者法案》之外，美國近年還修正了《聯邦通訊法案》《聯邦監視法令》《外國情報監視法》等法規。根據《外國情報監視法》，美國建立了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or-eignIntelligenceSurveillanceCourt)，審批政府監視計劃，此法庭無旁聽且截至2012年僅0．032%的監視請求被駁回。上述法律的實施可以保證在對網絡熱點話題的追蹤不受法律限制，在合法狀態中利用用戶隱私信息進行溯源和深入分析，從而大大提高了輿情管理能力的精細程度。

二、美國網絡輿情管控的發展策略

———與網絡媒體持續互動。對于美國和美軍來說，其始終致力于營造一種表象，即“美國政府美國軍隊與新聞傳媒是獨立的”。但是美國媒體與政府軍隊的合作關系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大致經過三個階段的演進:初期，傳媒獨立于政府;中期，有限合作;后期，有限合作和特殊情形下完全合作。隨著移動互聯網風潮在全球蔓延，特別是社交網絡平臺上輿情事件大量出現，美國政府和軍方更加注重同媒體之間進行特殊情形下的完全合作，開展“官軍媒”聯合作戰。這種關系的演進可以在近些年最著名的幾次戰爭中得以驗證。如2011年利比亞戰爭，多國部隊軍方權威部門提議本國政府進行媒體干預，實施新聞總量控制策略。政府通過與傳媒集團董事會的特殊關系，強制性要求媒體報道的所有消息的唯一來源必須是軍方和政府，從而首次實現了政府與媒體的完全合作，信息、新聞報道和導向宣傳的界限幾乎消失。

———鼓勵“批評”性質的網絡軟文。美國政府和軍方深知，以事實口吻包裝的新聞比政治文章更有宣傳價值，因為后者很容易讓人發覺是刻意引導和灌輸說教。所以美國媒體一直以批評政府的形象出現，全天候地將這些信息推送到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高強度的信息流會輕而易舉地讓受眾認為媒體是替他們發聲，逐漸培育起美國社會中“媒體的高信譽度和政府的低信譽度”的特有媒體文化。長久以來，美國媒體與美國政府和軍方的這種“暗約”沿用此方式就可以有效轉化為媒體對民眾的“信任培育”。“這種不重疊或不一致性使得美國的民眾認為媒體說的是真實的話，從而掩蓋了媒體其實為政府發聲的真實面目。這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由于顯然不能阻止信息的流動，權威角色盡最大可能試圖操縱和利用這種流動。”因此，在美國媒體在與政府和軍方完全合作時，不能放棄對政府各種政策和軍方的各種行動進行評論，把批評性質的互動作為有效的網絡輿情引導策略。

———牢牢掌控網絡資源。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同樣重視網絡資源的控制。表面上看，美國政府一貫在全球范圍鼓吹美國的所謂網絡新聞自由，并將其與美國文化、美國價值觀一起進行捆綁兜售。實際上，美國國內的互聯網空間沒有一秒鐘真正地脫離美國政府的監管。《愛國者法案》中寫明:“在以防范恐怖主義活動為理由的前提下，美國聯邦執法機構可以對美國公民的任意電話或包括電子郵件在內的任何電子類通信內容進行監聽。”既然成為法案，美國國內通信服務提供商和網絡運營商就必須無條件配合。法案補充規定，在緊急情況出現時，上述企業有義務主動地自覺地向政府部門提供必要的通話記錄、短信內容、郵件全文和用戶真實注冊資料。這無疑加大了通信網絡企業的運營成本，但這是必須執行的剛性規則。特別是社交網絡的迅速普及，包括推特網、臉譜網等動輒數億的用戶數量，同樣列入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監控名單，也都必須遵照此法案不折不扣地提供美國政府和軍方感興趣的信息。

三、幾點啟示

———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力量整合。由網絡輿情引發的相關事件，其事態控制與解決非單純一級政府能力所及，涉軍網絡輿情事件更不是軍隊自己的事情，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力量整合，組建軍隊網絡輿情處置機構，依靠中央主導下的社會各領域通力合作，共同發揮專門機構在輿情事件處置中的積極作用，構建清朗有序的網絡輿論環境。

———貫徹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策略，維護我軍網上良好形象。隨著中國聲音急速馳騁于全球信息疆場，軍事網絡媒體必須牢牢把握發展契機，緊緊依托黨和國家、社會網絡媒體的崛起，深刻理解在網絡時代，軍事網絡媒體并不是我軍信息的唯一來源，特別是自媒體上的“人人發聲”，使我軍信息的起點落點、折射路徑和傳遞邊界變得模糊，對傳播目的純潔性和軍事網絡媒體權威性提出考驗。軍事網絡媒體在自我優化的同時更要放眼全網，以積極的心態姿態聯手社會網絡媒體和自媒體，實現軍民網絡媒體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多維立體的軍事網絡宣傳格局。

———推動網絡輿情處置策略向移動互聯網媒體延伸。微博微信等移動互聯網平臺已經成為網絡輿情最主要的發生源，人們不僅可以隨時隨地使用手機網絡和拍照功能播報眼前發生的一切，更值得關注的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也逐漸向手機轉移，因此出現了“低頭黨”、“微博控”等社會現象。移動互聯網作為全球網絡輿情處置領域新的競技場，各個國家地區、軍事力量和宣傳機構對傳播受眾的爭奪日益激烈。對手機屏幕和人們眼球的激烈爭奪，實際上是對搶占輿情第一落點的爭奪，即“突發事件來臨時點擊閱讀的第一款手機軟件”。必須研究軍事信息在移動互聯網媒體時代傳播的新思路新方法，不僅要在講述基層官兵故事時敢于“賣萌”，更要善于“出彩”。比如近來在微博微信上廣為傳播的駐地在高海拔地區邊防某部軍官與來隊親屬團聚時留下的一滴眼淚瞬間結冰的照片，一圖勝千言，極好地強化了有血有肉的人民軍隊形象。

作者：王萌曾楚楓單位：總政直工部綜合局解放軍信息安全認證測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