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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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分析范式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比較優勢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論預設，博弈分析范式使人們能夠在一個更微觀、更精細的層次上來解析個體與整體、行動與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較好地回避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二分帶來的緊張與對立，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闡釋各類社會政治現象。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將其對社會科學的意義與微積分對經典力學與物理學的意義相提并論。〔8〕邁爾森更大膽地宣稱:“非合作博弈論實際上實現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統一，納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紀可與DNA雙螺旋結構的生物學發現相媲美的理論貢獻。”〔9〕金蒂斯雖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點，但還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試圖以之為一般分析框架來統一整個行為科學，因為在他看來，“博弈論對于理解各種生命形式尤其是人類變化過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視博弈論對一個學科來說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們將博弈分析范式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就有可能產生如下幾項比較優勢:其一，由于它的理論預設具有相當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廣涵性，凡研究者認為是理性個體(人、生物、計算機)之間策略互動的現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內加以探究;其二，通過將微觀個體行為與宏觀社會實在置于互動的層面上加以理解和闡釋，人們能夠更好地化解個體與整體、行動與結構的二分與循環論證問題，在為組織、制度、歷史、文化等宏觀社會實在提供微觀行為基礎的同時也為理解后者賴以發生的各種約束和條件提供宏觀的語境和背景;其三，通過對博弈情勢進行數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對博弈各方所處物理環境、信息分布、主觀信念、行動策略以及支付(收益)進行直觀描述，從而對問題有更準確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數學語言，博弈分析范式為學術對話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確的形式化語言系統，為檢驗各種認識在邏輯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個基礎，使研究者能夠根據數學模型自結論回溯至假設，以便理解導致特定結論的假設條件。〔11〕其五，運用博弈分析范式進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檢驗的理論命題，以便人們根據經驗事實對這些理論命題進行證實或證偽。

二、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發展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涵義

我們知道，政治學研究始終具有海納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論傳統，十分注意借鑒、吸收、運用和發展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與理論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學者接受它的理論預設，認為社會政治實在是有理性個人間策略互動的產物，就能夠將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使它的上述特點和優勢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得到充分體現。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外學術話語體系中，人們通常將博弈論看成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選擇理論本身，并不嚴格區分理性選擇理論與博弈論這兩個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提法。然而，國外學者所說的理性選擇理論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指的就是以博弈論為核心組成部分或者說博弈論化了的“升級版”的理性選擇理論。鑒于國內外學術話語體系的差異，對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區分，將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從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中抽取出來做一相對獨立的系統梳理與評析，仍然不乏積極意義。這樣，一則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凸顯出二者之間既相聯系又相區別、既繼承又發展的事實，二則也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國外政治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更重要的還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用語比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的用語能夠更全面準確地傳遞出其作為一種主體間、理性主義與建構論式政治學研究的真實意涵和內在精神。另一方面，隨著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分化與雜化”和跨學科、跨子學科交叉與融合的日益發展〔13〕，政治學研究這一概念的涵義與指稱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很難嚴格界定。寬泛地講，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指政治學者所從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針對傳統政治學理論議題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層涵義，即政治學者運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預設、研究方法、數理模型而進行的政治學研究。這樣，一來可以將本文限定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之內，二來也能夠將公共物品供應、公共池塘資源治理、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道德習俗演化等跨學科研究議題納入視野，以真實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發展現狀。

(二)三個發展階段以及各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與發展及其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推動了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形成與發展。然而，這一過程并非是一個政治學研究從屬于或單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過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有其自身發展的脈絡和邏輯，對博弈分析范式的豐富與完善也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貢獻，因而有必要加以單獨討論。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這一過程大致劃分為試探期、成型期和常規科學發展期三個階段并側重對各個階段的發展水平、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進行扼要評析。

1．試探期

《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出版以后，著名政治學者多伊奇(K．Deutsch)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理論動向，對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圍內，該方法與一些政治學理論問題的相關性是顯而易見的。”〔14〕經濟學家赫維茨(L．Hurwicz)也認為:“兩位作者用以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適用于政治學、社會學甚至軍事戰略學。”〔15〕他們的樂觀預測很快得到驗證。進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里克爾(W．Riker)、謝林(T．Schell-ing)、羅爾斯(J．Rawls)、諾齊克(R．Nozick)、謝普斯爾(K．Shepsle)、奧德舒克(P．Orde-shook)、奧唐耐(G．O’Donnell)等人開始試探性地應用博弈論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對政治聯盟、組織行為、策略投票、議會過程、國際談判、軍控與核擴散、自由平等、公平正義、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等理論議題展開研究，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也隨之嶄露頭角。里克爾1962年出版的《政治聯盟理論》被公認為經典之作。〔16〕里克爾在書中提出了“社會法則是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這樣一個在當時還顯得比較大膽和超前的命題〔17〕，并運用“核”(core)這一合作博弈論的重要概念提出了著名的最小獲勝聯盟理論，在政治聯盟、組織行為、議會過程等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政治理論家謝林不但首開先河將博弈論應用于國際談判、軍事沖突、軍控與核擴散等問題的研究，還提出了“聚點”(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諾”(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對博弈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并因此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18〕比較政治學者奧唐耐通過分析阿根廷各黨派之間的聯盟與博弈對該國政治發展的影響而將博弈論引入比較政治發展研究〔19〕，帶動了后續民主轉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轉型。博弈論對羅爾斯、諾齊克等人的政治哲學研究也產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響。在構建公平正義學說時，最大最小法則(maximinrule)這一嚴格競爭博弈(零和博弈)的納什均衡決策法則是羅爾斯推演差別原則的關鍵，也是人們批評差別原則的一個重要切入點。〔20〕此外，我們看到，羅爾斯從盧斯和雷法合著的《博弈與決策》以及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中加以明晰化的馮•諾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論中獲益匪淺。〔21〕羅爾斯本人也承認:“正義論也許是理性選擇理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諾齊克對博弈論的運用就更為明顯和徹底。在論證最小國家理論時，諾齊克依據的正是囚徒困境這一經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羅爾斯等人對理性選擇和博弈論的運用將傳統的社會契約論改造為精致的道德幾何學論證體系，引發了大量的后續研究，形成一個龐大的所謂的“羅爾斯產業”〔24〕，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當代政治哲學研究的復興與繁榮。總體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還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學者對其還普遍比較陌生，因此從人數、成果數量和理論影響等幾個方面看，該階段還屬于少數政治學者試探性地從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早期發展階段。

2．成型期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生物學家史密斯(J．Smith)將經典博弈論應用于生物演化建模并提出演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的概念，演化博弈論得以形成并快速發展。在演化博弈論的影響下，演化博弈論對均衡策略的產生、變化與收斂給出了進化論式的解釋，賦予其模仿、學習、突變等新的來源，從而使博弈論分析框架更加靈活、全面，理論解釋力也有了進一步的提升。政治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博弈分析框架進行修正和完善并將其更加緊密地與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譬如，著名政治學者阿克謝羅德(R．Axelrod)較早將演化博弈論引入社會科學研究，就囚徒困境模型中的局中人如何走出困境、實現合作展開深入研究〔25〕，為博弈分析范式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奧斯特羅姆等人以博弈分析范式為核心組件提出的制度分析與發展(InstitutionalAnalysisandDevelopment，IAD)框架重視現實世界中人們的學習能力，認為制度選擇行為可分為憲法規則、集體規則和操作性規則三個不同層級，人們能夠修改上一層級的博弈規則以發展出新的策略集合進而實現制度變遷，從而突破了博弈規則和策略集合外生給定的傳統觀念，更好地解釋了人類的制度選擇行為與制度變遷過程〔26〕;貝茨(R．Bates)等人另辟蹊徑地將歷史敘事與博弈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強調歷史過程在策略選擇與均衡精煉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埃爾斯特、羅默(J．Roemer)等人發展了博弈分析馬克思主義并將其應用于剝削、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理論議題的批判性研究，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注入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提升了它的理論品格，也豐富了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多樣性。在這些代表人物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政治學者加入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陣營;不同的分析路線逐漸形成并從不同的方向上對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加以拓展;各分析路線之間進行頻繁的學術交流，相互借鑒對方的學術觀點和研究結論;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被眾多研究者頻繁引用;一批教科書性質的博弈分析政治學教材應運先后出版，對博弈論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理論模型及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所得到的重要結論進行系統總結〔27〕;而以奧斯特羅姆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突出標志，該發展階段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和廣泛認可。可以說，八九十年代是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理論框架和主要分析路線基本成型并取得重要進展的一個黃金時期。

3．常規科學發展期

隨著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發展成型并占據政治學分析范式的主流甚至統治地位，它也進入了一個“常規科學”發展期〔28〕。策略、均衡、支付、核、囚徒困境、討價還價、協調博弈等博弈論術語成為學術交流的通用學術話語，大批學者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預設下展開常規科學性質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以至于能否運用博弈分析模型和計量分析方法甚至成為美國政治學界文章發表、學生培養、教職聘用的重要依據，而其他分析范式則面臨日益邊緣化的窘境，直到2000年美國政治學界爆發了一場聲勢頗為浩大的“范式改革運動”(Perestroika)之后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29〕我們以2001至2010年間《美國政治學評論》、《美國政治學雜志》、《政治研究》等英美主流政治學刊物刊發的文章為對象做了一個初步的文獻分析，發現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類文章仍然十分常見，基本保持每期一篇甚至一期多篇的刊發頻率。從研究內容上看，這些文章涉及策略投票、政治聯盟、國際關系、公共物品供應、憲政與法治、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市場經濟的政治基礎、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道德習俗演化等廣泛的理論議題。從研究方法上看，人們非常嫻熟地將博弈建模、調查研究、案例分析、實驗仿真、統計計量等多種分析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對一些具體問題和理論細節進行精雕細刻式的細化與完善，通過一些添磚加瓦式的研究工作使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更加血肉豐滿。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這一階段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越來越具有庫恩所謂的“解謎”特征，雖然日漸豐富、精巧、細致，但也難免給人理論原創性不足之感。在筆者看來，出現這種情況恐怕和一個困擾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問題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有關。日常經驗告訴我們，權力在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策略互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理應被納入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框架，成為它的一個核心要素。然而，遺憾的是，雖然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有了長足進步，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但權力還只是作為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分析對象而存在，并沒有作為一個理論要素而被整合進其分析框架之中。可以想見，如何將權力這一政治學的核心要素納入分析框架以使我們能夠從權力的角度加深對理性個體間策略互動的理解仍將會是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甚至整個博弈分析范式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也是未來需要繼續深入的一個發展方向。

三、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議題與分析路線

(一)組織、行為與制度三大理論議題

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議題大體可分為組織、行為與制度三大范疇。早期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主要集中于組織、行為研究，具體包括政治聯盟、議會過程、策略投票等主要內容。其后由于受到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蓬勃發展的影響，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重心也由組織、行為分析轉移到制度分析上來。目前來看，這一領域也是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最活躍、最深入、成果最豐碩的一個領域。由于博弈分析范式具有很強的社會科學元分析范式(meta－paradigm)的理論屬性，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議題因而表現出十分鮮明的跨學科、跨子學科交叉研究的特征。舉例來說，在新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交叉領域，來自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博弈分析理論家密切合作，在市場經濟的憲政基礎、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公共物品供應、公共池塘資源治理等理論議題上取得了大量積極的研究成果。同樣，在政治哲學領域，政治哲學家與博弈論學者、經濟學家的聯系也頗為緊密。如前所述，一方面羅爾斯、諾齊克等人的政治哲學研究受到博弈論的影響，另一方面賓默爾等博弈論學者的社會契約論研究和倫理學研究也受到羅爾斯等人的政治哲學研究的影響，從而呈現出一種相互交流、彼此借鑒的良好局面。賓默爾在《博弈論與社會契約》一書中曾經明確表示:“我希望能告訴人們博弈論是研究政治哲學必不可少的工具。”〔30〕我們看到，這一希望已逐漸變成現實，以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道德習俗演化等議題為主要內容的博弈分析政治哲學研究已成為一個成就顯著且發展動力十足的學術領域。

(二)五個主要的分析路線

得益于政治學分析范式多元化的理論傳統，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者在理解“社會實在由理性個體間的策略互動建構形成”這一博弈分析范式理論預設上存在著旨趣、視角和側重點上的微妙差異，在“策略”是源自審慎推理、遺傳演化、模仿學習抑或突變創新以及個體微觀行動受到組織、制度、歷史、文化等宏觀的結構性變量多大程度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觀點分歧，分化出里克爾、謝普斯爾、奧德舒克、溫格斯特(B．Weingast)等代表的理性選擇、阿克謝羅德代表的演化分析、奧斯特羅姆代表的經驗主義、貝茨、格雷夫(A．Greif)、溫格斯特等代表的分析敘事以及埃爾斯特、羅默等代表的博弈分析馬克思主義等幾個主要的分析路線。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這些分析路線之間的家族相似性常常多于其差異性，它們之間在學術淵源上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或親緣關系。另一方面，同一學者在不同時期的分析路線也會發生變化，即使在某一分析路線內部，其觀點也不盡完全相同。而且，隨著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深入，各分析路線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吸收、借鑒、融合的發展趨勢。因此，上述提法只是為了使我們對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內部存在著多個分析線路這一事實有所了解并方便我們對它們之間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而提出的，不應把它們當作標簽而固化下來。

(三)理性選擇與分析敘事兩個分析路線的基本特征

限于篇幅，本文只對理性選擇與分析敘事兩個分析路線的主要特征進行扼要介紹與評析，其他幾個分析路線留待將來再做介紹與評析。

1．理性選擇分析路線

唐斯(A．Downs)、布坎南(J．Buchanan)、奧爾森(M．Olson)等經濟學家對民主投票行為、憲政民主的公共選擇過程、利益集團與集體行動的組織困境等問題的研究是理性選擇分析路線的直接理論來源，其代表人物有前面提到的里克爾、謝普斯爾、奧德舒克、溫格斯特等人。理性選擇分析路線保留了較多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元素，與其他分析路線相比，具有理論假設最少、研究結論最為一般、適用范圍最廣等主要特征，但也導致產生諸如對人們的理性能力要求過高、難以深度解釋一些經驗事實或歷史個案以及對價值和規范問題關注不夠等一些弱點和不足。不過，對這些弱點和不足進行修復的努力卻直接間接地刺激了后續其他分析路線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理性選擇分析路線在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一種類似于母體和催化劑的作用。80年代初以來，溫格斯特開始成為理性選擇分析路線中一個十分活躍的學者，發表了一系列頗有影響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溫格斯特對理性選擇分析路線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程序做了很好的歸納，有助于認識其基本特征，我們將其轉述如下:理性選擇途徑是從一組具有明確偏好的個人開始的。在明確背景下的個人策略互動是這一途徑的特點。制度影響著每個個體的有效行為，影響著這些行為的次序，影響對每一個決策者都有用的信息結構，而這些影響又使制度模型化。〔31〕需要說明的是，溫格斯特這里所說的理性選擇途徑雖未明確使用博弈論、博弈分析范式一類的術語，但實際上意指的就是以經典理性選擇理論的“理性人假設”為基礎對“個人策略互動”進行博弈分析的理性選擇分析路線。我們認為，上述這段話十分準確、貼切地描述了理性選擇分析路線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程序，有助于認識其基本特征。當然，后期理性選擇分析路線也做出一些積極的改變，“理性人假設”有所放松，較為注意借鑒、吸收其他各派的理論要素和長處，等等。溫格斯特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90年代后期與貝茨、格雷夫等人一起提出和倡導分析敘事的分析路線，理性選擇的色彩有所淡化。

2．分析敘事(analyticnarrative)分析路線

該分析路線的核心主張由貝茨、格雷夫、利維(M．Levi)、羅森瑟(Jean－LaurentRosenthal)和溫格斯特五人在90年代末正式提出，是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各分析路線中出現較晚但引起廣泛關注且影響力不容忽視的一支。分析敘事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追求理論與事件或者說演繹與歸納、普遍與特殊的有機統一。正如貝茨等人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方式是敘事性質的，它與事件、報道和場景緊密相連。它又是分析的，訴諸明確和形式化的邏輯演繹，從而有助于探究與解釋。”在此過程中，“對理性選擇與博弈論的運用，使敘事轉化為分析敘事。”〔32〕分析敘事的核心任務就是“如何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上發展出系統化的理論解釋。”〔33〕不難看出，同宏大敘事(metanarratives)相比，分析敘事的理論目標是中觀的、具體的和有限的，滿足于對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具體制度、機制進行深度的案例分析，而同一些傳統的歷史制度主義理論傳統相比，分析敘事又不限于敘述歷史，而是力圖對其進行深度解釋。分析敘事研究者通常首先要對檔案、記錄、文獻等相關史料進行收集整理，對相關歷史事件進行敘述還原，然后通過構造適當的博弈模型(通常為擴展型博弈模型)對這些史料加以形式化，使之理論再現為一個或一組簡潔明了、清晰直觀、邏輯一致且可檢驗的數理模型并據此對所研究的問題提出理論解釋。因此，分析敘事理論模型中博弈的參與者不再是抽象的個人或組織(聯盟)，而是歷史上真實的個人或組織(聯盟)，他們的策略集合、互動過程以及博弈結果也是根據史料加以分析總結的。因此，一方面，分析敘事力圖從當事人的偏好、策略與行動的微觀視角出發去理解制度、機制現象;另一方面，當事人的偏好、策略、互動過程以及最后形成的制度、機制又是從其所處的歷史場景之中加以理解和把握的。在博弈分析政治學各分析路線之中，分析敘事尤為重視從歷史制度主義這一古老的政治學理論傳統之中汲取理論養分并將其與博弈分析模型有機地結合起來，較好地彌補了此前研究普遍存在的歷史維度的弱點。因此，甫一提出便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與積極反響。不過，人們對這種將博弈分析模型與歷史事件結合起來以解釋復雜歷史過程的做法也存有不少疑問。埃爾斯特便認為分析敘事沒有取得預料中的成功，與上述五位學者還就此有過一番認真的對話與爭論。〔34〕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在新的理論發展水平上恢復政治學理論傳統的一項積極探索，分析敘事的理論價值是值得肯定的。上述兩個分析路線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各具特色，各有所長。簡而言之，分析敘事試圖將歷史過程對當事人策略選擇與均衡精煉的影響模型化，適合分析中長期的、將時間維度考慮在內的、真實的策略互動過程;理性選擇分析路線則試圖將策略互動過程一般化，適合分析將歷史等結構性約束視為事先給定的、將時間維度排除在外的、抽象的策略互動過程。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系，我們可以把分析敘事看成是在理性選擇分析路線的基礎上納入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要素的產物，即所謂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choiceinstitutionalism)。〔35〕對研究者來說，這種多元分析路線和諧共存、良性互動的局面，為人們根據自己的學術立場和偏好各取所需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結語

本文從理論預設、發展階段、代表人物、理論成就、研究議題、分析路線等幾個方面展開，嘗試對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做了一個較為系統的梳理、提煉和評析。當然，相關文獻卷帙浩繁，我們的梳理和評述還相對有限。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難看出，在一大批學者多年來持續的努力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已成長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主流分析范式和重要的知識生長點，有力地推動了政治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理論創新，豐富了對社會政治生活的理解。如果說實證主義與行為主義促使研究者將政治學研究關注的目光轉向人們的行為及其后果，那么，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則將這一關注的目光進一步轉向人們行為背后的動機、意向性以及互動過程及其后果。誠如庫恩所言，“范式一改變，這世界本身也隨之改變了”。〔36〕正是在范式轉變的層次上，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深刻地改變了我們觀察、理解、解釋社會政治現象的思維方式、理論視界、分析工具和話語體系并因此而帶動了整個政治學研究的蓬勃發展，也再一次驗證了分析范式與研究方法的創新是政治學研究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這一事實。

歸納起來，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貢獻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元分析范式，它提供了一個統一政治學分析范式的可能方案以及整合跨學科、跨子學科交叉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論基礎，推動了政治學研究問題意識的更新和理論邊界的擴展;其二，由于更強調人類行為的主體間性、意向性和策略性，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使我們能夠跨越微觀與宏觀、個體與整體、行動與結構之間的鴻溝，擁有了一個理解、解釋社會政治現象的更為精巧靈敏的強有力的理論工具;其三，在涉及政治發展、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對人們探求優良的政治生活發揮了積極的理論指導作用。就筆者所知，崔之元教授大概最早對博弈論應用于政治學研究取得的早期理論成果進行了紹述，此后國內陸續有文獻跟蹤介紹相關進展或嘗試運用一些博弈模型進行政治學、行政管理學研究。〔37〕不過同其重要性相比，國內政治學對博弈分析政治學的關注還十分不夠，已有的研究不但數量偏少且不夠深入，影響也相對有限，與國內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同類研究相比都還仍顯薄弱。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作為一個實質性的社會科學分析范式，博弈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從范式層面上突破建構論與功能論、行動與結構、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二分窠臼的理論工具，可以有力地增進我們對社會政治現象的理解力和解釋力。而隨著中國社會轉型與政治發展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日益多元與分化以及各利益主體之間博弈的日趨活躍，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不難從中找到落地生根、枝繁葉茂的肥沃土壤。我們也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政治學者熟悉、了解、掌握這一強大的分析工具并將其應用于中國社會轉型與政治發展的理論研究。

作者:嚴俊單位：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