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研究價值中立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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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領域中需要人們采取積極地行動，以實現自己的價值主張，然而，在學術領域中價值的因素必須祛除，因為“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2]所以，政治學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只能對社會的政治現象進行觀察、分析和說明，而不能將價值判斷包含其中。韋伯“價值中立”的思想對二戰以后美國的政治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即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行為主義政治學家所倡導的價值中立，就是要求研究那些實際上能夠觀察到的、能夠在經驗上加以驗證的政治現象，排除價值觀對研究的干擾，不去評價現實政治的好惡，始終把政治現實“是怎樣的”呈現出來，而不去探討政治現實有哪些優缺點，應該朝哪些方面改進等等。當然，行為主義政治學并非覺得價值問題不重要，它只不過認為作為社會科學一個分支的政治科學不應該去解決誰也沒有辦法用經驗加以論證的價值偏好，否則的話，政治科學就不能稱其為一門科學。

一、歷史上完全“價值中立”的政治學研究是不存在的

從政治學產生開始，人們就試圖采用科學的方法對其進行研究，但是事實表明他們最終的研究結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維護既定意識形態的道路。無論是古希臘的城邦政治學，還是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學，都不可避免的和當時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連。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調查了156個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認為“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這一論斷充分的體現了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中世紀的神權政治觀，更是直接論述了當時宗教統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資產階級崛起，使得近代法學政治觀一開始就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論工具。在資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后，這些政治理論就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價值中立”的政治學研究不僅在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在提倡政治學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的今天也無法實現。即使那些標榜“價值中立”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們，也沒有擺脫價值因素的束縛。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識形態的痕跡。比如“意識形態終結論”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認為人類自古以來就對理想的社會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但是到現在這種探索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樣的社會，即美國的自由民主的社會。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為了避免價值因素的干擾，他采用“沖突”和“共識”兩個變項作為其概念架構的支撐。但是在實際的整個概念架構當中隱含著一種價值判斷：自由的社會優于壓迫的社會，而美國就是這種自由社會的典范。這樣，他企圖免除文化的偏見，但最終卻陷入了這樣一種文化偏見之中。達爾，在他的代表作《現代政治分析》中，強調把“價值偏好”和是非評判排除在政治學研究之外，但是這恰恰反映了他的價值觀念：即某種特定的政治價值已經定型，無需爭論。在關于多頭制與霸權政制的差異的分析中，達爾就極為鮮明的表明了他對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認為人類應該以明智的行動來逐步地走向多頭制。另外，達爾認為英美等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民主的國家，并把這些國家作為評價一個國家是否是民主國家的標準，這就明顯的帶有價值偏好和意識形態的色彩。

二、對政治學研究中“價值中立”的評價

（一）政治學研究主體決定了價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是人，而且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員，那么它必然會把它所屬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價值觀念、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等帶入到研究的過程當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的結果。正如達爾所言“，無論一個人是否喜歡，實際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種政治體系之外。……政治是人類生存的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每個人都在某一時期以某種方式卷入政治體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體系當中的人必然會有不同價值觀，這必然會對政治研究產生影響。

（二對象上來看，政治學研究也難以實現價值中立。首先，研究對象和價值密切相關。政治學與價值、利益等范疇是有緊密聯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利益從本質上看就體現為價值。其次，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也包含著人，人的能動性會影響政治學研究的過程和結果。這是因為“人類的行為通常以某種方式與他們的愿望相關。人是有目的的。”這種目的性使得一個人在描述和總結自己的行為態度時，可能撒謊、出錯或自欺欺人。總之，人的行為存在各不相同的內在動因，例如利益動因、權力和權利動因、個人心理動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須進行主觀的判斷，去分析人類政治行為的真正動因，否則就永遠無法理解人類的政治行為。

（三）政治學研究結果的傾向性決定了價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學揭示的規律可以為不同的國家、民族、階級所接受和利用，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規律則是帶有強烈的傾向性。例如，馬克思根據剩余價值理論提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觀點，這一觀點具有明顯的價值性和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攻擊和謾罵。政治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帶有傾向性。政治學的目的就是通過對政治現象的觀察和分析，總結政治現象發展的規律，倡導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國學者伊斯頓指出的那樣，“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來自這樣的事實，即它幫助人們決定采取他們所中意的那種政治體系，并懂得怎樣為達到這個目的而著手改變社會政策。”由此可見，政治研究的結果必然會帶有某種傾向性，使“價值中立”難以實現。

（四）價值中立本身包含著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價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種“價值祛除”，但是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價值取向，從而違背了“價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為代表的政治學研究者主張“非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終結論”，這些觀點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從而說明了意識形態沒有終結。并且，行為主義學派的“價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已經有了理想的社會制度，政治學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問題，為此各國應該以美國的政治制度為藍本進行設計。由此可見，標榜“價值中立”的行為主義者，沒有真正的做到“價值中立”，他們越是強調“價值中立”，就越是否認了“價值中立”，進而陷入了“價值中立”的困境。

（五）含有價值傾向的政治學研究，體現了政治學研究者的責任感。作為一名政治學的研究者，他不僅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研究過程，而且要把政治學的研究與國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相聯系，并且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更有意義。首先，從國際方面來看，巴斯德曾說過“科學雖沒有國界，但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這不僅僅是體現了學者的愛國情懷，更是體現了學者的擔當。同樣，任何一名政治家在做政治研究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本國的政治，這是一個學者應該有的責任感，而這種責任感就不可避免的滲透到學者們的研究中，從而使學者不能完全把政治研究當做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含有價值傾向性的問題。其次，從國內方面來看，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政治利益分配不平衡，各種社會問題突顯，這些就需要從事政治研究的學者們去探討和分析，并提出解決辦法。如果學者們還僅僅保持著“價值中立”，就會失去自己的道德責任感。因此，在社會日益復雜的今天，需要學者們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進行相關的價值探討。

作者：趙霞王美淇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