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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論及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對第二國際的庸俗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批判與超越,并不僅僅是出于學理上的需要,更是為了在當代條件下澄明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的”本性與批判精神。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對庸俗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在一定意義上直接切中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內在關聯,闡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本性。同時明確回答了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經濟學”唯物主義,馬克思是不是一個經濟決定論者。
一、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誤讀:“經濟學”的唯物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擔負起傳播、解釋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重任。由于當時面臨著復雜的理論與實踐形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分化與錯認就開始了。一方面,第二國際理論家們在宣傳、解釋、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面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貢獻,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解讀、修正和傳播,力圖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當時科學主義思潮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廣泛推行,也基于他們自身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局限,使得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把歷史觀和科學對立起來,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完整性與革命批判本質,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純粹的經驗科學(實證的“歷史科學和經濟科學”),認為唯物史觀不過是“一種世界觀,一種傾向,一種思想和要求的體系,而不完全是科學”。伯恩斯坦甚至聲稱,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提供與經驗和邏輯相吻合的客觀依據,因而它“就不再是科學,而是以主觀靈感、以單純的愿望和想象為根據了”。這樣,自然科學就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亦即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實證主義式的對外部世界的消極被動的反映。把唯物辯證法混同于一般進化理論(自然主義、經濟主義),而消解了辯證法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力,導致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解釋為經濟決定論,并在工人階級內部產生廣泛影響。因而,在解讀、繼承、傳播過程中,總體上處于支配地位的卻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錯認形式的“經濟決定論”。考茨基的論述則更具代表性。他對社會歷史的理解完全是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出發的,因而完全背離了唯物史觀。他把社會看作是“帶有特殊規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這些規律,如果愿意的話,可以稱為自然規律,因為就其實質而言,前者同后者沒有任何差別”[2]。由此,考茨基就把社會關系自然化了,把歷史歸于自然。甚至在考茨基看來,社會各民族和各階級的榮辱興衰、壯大還是滅亡都與社會形態是促進還是削弱了社會欲相關。這就等于把社會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生物的進化過程,用達爾文主義取代了唯物史觀。
可見,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解釋、修正都堅持依循純自然主義原則。按此原則,必然會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歸結為依自然規律運轉的自然過程,在其中經濟關系像無所不能的上帝一樣統治著一切,支配著一切。必然將全部社會關系一股腦地統統都歸結為經濟關系。結果是人變成了歷史的旁觀者,人之外的經濟力量變成了歷史的主宰者。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強調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恩格斯曾經強調過經濟因素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還是起決定作用的思想。結果,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觀長期以來就被誤解為只是經濟決定論解釋原則支配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種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而歷史的主體動因———人的能動創造性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被忽略掉了。這種經濟決定論解釋原則,在后來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梅林、普列漢諾夫那里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是眾所周知的。直到今天我們所以為的馬克思主義何嘗不是如此。
這種教條主義的解釋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因為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全部歷史的形成與發展只能在人的富有能動性和創造性地影響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展開和實現,離開人的實踐活動根本就無法解開歷史之謎。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主要針對的是當時一直占據核心和統治地位的各種流行的唯心史觀。唯心史觀的主要缺陷就是,只是片面地夸大了人們活動的思想動機,而忽略了對思想動機背后的物質動因和經濟根源的研究和挖掘。因而從社會意識起決定作用的前提出發,把人類社會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歸結為精神的發展史,從而根本否認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正是在這一歷史與現實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恩格斯才著重強調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生活方式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礎,這表現為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表現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決定作用。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說過的一段話或表述過的一些論斷,斷章取義地得出“經濟決定論”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嚴重誤解。馬克思、恩格斯在闡述“經濟關系”時著重指出,經濟關系本身既具有客觀性,又具有歷史性,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經濟關系本身正是在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由人的實踐活動創造和改變的。經濟關系本身就標志著人與人的關系。依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經濟力量居統治地位,起決定作用只是特定時期的特定歷史現象。在人類解放的意義上,經濟動因恰恰是要被歷史超越的物役性,它不是人類永恒的一般社會規律。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的發展狀況最終可以由經濟的原因來說明,但經濟因素不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其他社會因素如政治、思想、文化等對社會歷史發展也起重要作用。也正是在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這個意義上,法蘭克福學派是堅決拒斥和批判經濟決定論的。
二、霍克海默批判理論對庸俗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批判
從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義到所謂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充分表明,無論是實證主義解釋原則支配下的物質本體論,還是自然主義解釋原則支配下的自然本體論,本質上都是近代本體論哲學的唯物主義,只要是這種本體論的唯物主義貫徹到社會歷史領域就必然蛻變為經濟主義解釋原則支配下的經濟決定論。而無論是物質本體論、自然本體論還是經濟決定論,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過程中,三者殊途同歸歷史唯物主義的庸俗化、教條化和實證化。因而對物質本體論、自然本體論和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本質上具有內在一性。而這一直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特色。
1.拒斥物質本體論。正統馬克思主義通常會庸俗化地去理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僅僅理解為唯心主義的反義詞和對非物質存在的否定,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僅僅停留在16-18世紀英法唯物主義的水平上,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傳統哲學原理教科書講的物質本體論。它從斯賓諾莎的脫離人的自然的實體概念出發,去理解世界的統一性,肯定了自然物質的本源性,而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并以此為依據來理解一切存在及其變化的基礎。與之相反,唯心主義則試圖從費希特脫離自然的人出發去理解世界的統一性,它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而忽視了自然物質的本源性。斯賓諾莎的實體和費希特的自我意識僵硬對立,表征著物質和意識概念之間的反義詞。這是近代本體論哲學(形而上學)的基本解釋原則。和正統馬克思主義公認的唯物主義有一個鮮明的不同,在《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中,霍克海默提出要把唯物主義從僅僅是唯心主義的反義詞和非物質存在的否定的簡單理解中拯救出來。雖然,大多數唯物主義者并不是通過率先提出形而上學問題,或提出與唯心主義立場針鋒相對的它們自身的問題,來為物質概念辯解的。但是,把自己首先看作是對形而上學問題答復的對唯物主義思想意向的任何解釋,都不可能抓住那些可稱之為當今時代最重大問題的特征。當代哲學文獻完全沒有抓住貫穿整個哲學史,而且在今天的歷史境況中似乎成為最具決定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思維方式的對立。因為,在近代哲學的思維方式中,這種對立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義的。而近代哲學也是整個地依托于并通過這種對立而發展的。然而,在當代哲學的思想流變中,這兩種思維方式還僅僅被當作兩種形而上學意向的沖突,甚至被當作某種懸而未決的東西被處置,而沒有認真去深刻思考和反省這一對立的兩極背后的深刻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馬克思是如何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清算與批判而完成了對全部舊哲學的批判的呢?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顛倒,是不是就像正統的闡釋者們所以為的那樣簡單地把精神顛倒為物質或者說以自然物質本體論取代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呢?在馬克思看來,抽象物質的觀念具有和唯心主義同樣的性質和方向。這不過是因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同樣分享著理性形而上學的全部前提和假設,這種前提和假設就是伽達默爾概括的德國唯心主義所具有的“斷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清算與批判擊穿了理性形而上學的全部前提和假設,真正深入到了當代哲學的本質性當中去了。因為在他那里,舊唯物主義絕不僅僅是與唯心主義對立的。馬克思所創立的“新唯物主義”并不是簡單地回到16-18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他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顛倒,也不是把簡單地把精神顛倒為物質,而是把黑格爾的抽象的精神活動史顛倒為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史。然而,由于人們特別是第二國際的一些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馬克思哲學置于近代哲學的框架中給予理解和解釋,導致庸俗化、教條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哲學變成知性科學或實證科學。而霍克海默理解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內涵與辯證本性,并通過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抽象化、教條化的近代哲學的思維方式的拒斥與批判來完成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當代意義之澄明這一本質重要的問題。霍克海默認為,人們沒有用正確的方式去研究唯物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唯物主義理論似乎更容易被歸結為在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雙重斗爭中所得出的一個簡單的論斷: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唯有物質及其運動才是真實的等等。唯物主義因而被人們理解為一種試圖把任何精神、靈魂,尤其是意識和理性看作是純屬虛幻的企圖,或是被人們理解為“借助人為假定和對未來科學發現大成問題的寄托而把精神東西剝離物質過程的企圖。”霍克海默進一步強調,在德國文獻中上述論調被不厭其煩地重復著,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某些精神過程和能力似乎可以通過認知大腦的物質過程加以理解,心理的東西甚或情感也必須劃歸為純粹現象或把它們都看成是物質運動的,然而,這種看法是幼稚和錯誤的。“即便只從純粹物質運動中衍生出活躍的精神活動的最小一丁點東西,都是不能想象的事。這種由物質的東西催生精神東西的想法可以被斷定,但卻不能被理解。”而這種停留在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理解水平上的一種對唯物主義一元論的膚淺的理解,也必然會遭到無論是唯心論者還是實在論者的哲學家的攻擊和擯棄的。因為這種對唯物主義理論的膚淺的和庸俗的理解,在霍克海默看來,很容易導致把唯物主義提高為知識論的傾向,它斷言唯心主義所擁有的絕對確定性已經過時,反倒認為唯物主義認識論能窮盡對現實的解釋,而這種行為和看法是鼓勵統治世界的欲望。這是費希特的唯心主義生動展示過的,也是霍布斯的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已經演繹過的最終導向對自然的操控、統治的事實。因而,這種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認識論是不可能獲得絕對知識的,也不可能窮盡對現實的解釋。
2.拒斥庸俗唯物主義反映論。霍克海默還堅持唯物主義不應當屈服于相對主義。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認識論無疑是太消極了,它過多強調了世界的物質性本源及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它即使承認人的意識能夠認識、反映客觀世界,但這種反映也只是簡單的機械的照鏡子似的反映,或者說,只是機械的認識的摹寫論,卻忽略了認識中的能動的、積極的創造性的因素,這恰恰是唯心主義所正確堅持的,也是差不多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論費爾巴哈提綱》中批評費爾巴哈強調過的:“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任何真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在這里,馬克思在批駁費爾巴哈的自然人本唯物主義時,重申了黑格爾哲學辯證法根源的重要性。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從單純的直觀和單純的感覺出發,來說明人和世界關系是純粹抽象的。在馬克思看來,只要從歷史的發展中排除了人對自然界的實踐的能動的關系,也就根本無法說明和解釋人與自然的生成。同樣,霍克海默為了批判局限在近代哲學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認識論對意識能動性的漠視、摒棄,又再一次回到了被模糊了的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根源。撇開了作為僵化的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困擾,也突出了馬克思學說的當代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呈現出馬克思學說的“原相”。像馬克思一樣,霍克海默主張真正的唯物主義是辯證的、應涉及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永恒過程,也拒絕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把辯證法物化為不為人所控制的客觀過程。他認為,感知的對象是人類自己的行動創造的,雖然這一關系有被物化掩蓋起來的傾向。人類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自然觀,同時人類也以積極的活動來改變自然,在此雙重意義上,自然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要素。在唯物主義的理論中,最主要的不是教條式的一成不變地堅持概念,而是改善實際命運的斗爭。“把理性灌注到知識及其對象得以構成的過程中,或把這些過程隸屬于意識的控制之下,所有這些活動因而都并非發生于一個純屬精神的世界,而是與為某種真正的生活方式所進行的斗爭相伴隨。”因此,思想是在改善普遍命運的實際斗爭中改變了它們的內容的。
3.拒斥經濟決定論。霍克海默認為,對一種正確的社會理論或思想來說,以事實與價值、存在與思維、主體與客體、整體與部分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辯證思維來思考處理問題是極其重要的。社會現實生活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完全忽略或者被片面地夸大為第一性的或最終的、自身完全的,也不存在像實證論者所信奉的作為社會理論基礎的真正的存在。庸俗馬克思主義把唯物主義看成是建立在物質本體基礎上的新型經濟形而上學,并設想社會的經濟基礎永遠是第一位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僅僅從經濟去判斷未來的社會形式,從社會經濟基礎來尋找上層建筑、文化現象的簡約論根源卻是一種機械的教條的思維,而不是辯證的思維。在霍克海默看來,與資本主義經濟互為表里的文化意識形態從來就不是經濟基礎的附屬物,它卻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弊端與不足,這意味著它同樣表達了社會整體的矛盾,蘊含著否定現狀的批判動力,盡管它也從來不是完全獨立的。因為,社會歷史的變遷不但要觸動經濟政治等領域,也同樣要觸動文化諸領域之間的關系。經濟唯物主義并不在于它對經濟本身過度重視,而是在于它給經濟提供的參考范圍過窄。批判理論關注的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但這種廣泛的視野卻被經濟唯物主義所忽視,而有限的現象被經濟唯物主義當作最終的裁決。馬丁•杰伊評價說,在這些方面,可以說霍克海默更接近馬克思本人而不是那些自我標榜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
三、霍克海默批判理論的當代價值及現實啟示
在20世紀上半葉,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遭到嚴重挫敗,人類面對法西斯極權統治的殘酷暴行無所適從時,法蘭克福學派對實證化、庸俗化并最終意識形態化了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和第二國際的庸俗經濟決定論的批判,辨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內涵與真實意義,充分佐證了馬克思學說的“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的批判精神是現當代社會最重要的一種批判力量,它具有與人類發展的同時代性,不會因為某一時期時局的動蕩而消失。因為人類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超越、不斷創造價值、不斷完善發展的開放性過程,因而任何社會的進步發展,不能缺少一種時刻檢視人類發展進步的批判性文化精神。我國正在進行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需要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判理論所承載著的這種批判精神,來應對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種種現代性難題。歷史唯物主義絕不是經濟學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也絕不是一個經濟決定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絕不能只抓物質文明建設,而忽視精神文明建設。
1.超越西方近代主體形而上學。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理解和批判精神的掌握,需要在其最根本的性質上予以辨明。也就是說,要分析清楚它究竟是近代哲學的一種樣式,還是真正當代性質的。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等近代哲學傳統的拒斥與超越而真正從屬于當代性質的。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是馬克思哲學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關鍵所在。它給馬克思哲學的發展提供了不盡的批判話題和靈感。然而,馬克思畢竟是自己走上了瓦解西方主體形而上學從而真正“成為馬克思”的發展道路,并終結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整個西方傳統哲學從而真正地屬于當代。就此而言,理解馬克思哲學的性質只有打破近代哲學的知識論思維框架,立足于當代哲學語境才是可能的。在當代的歷史和哲學語境下重新理解馬克思的思想,還原馬克思學說的本來面目,把馬克思的思想和實證化、庸俗化意義上理解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區分開來。這一區分既撇開了近代哲學思維方式的困擾,也突出了馬克思學說的開放性和時代性。沒有開放性,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成為封閉僵死的教條。沒有時代性,就缺乏厚重的歷史感,就不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就無法把握時代脈搏、反映時代精神和觀照社會現實。事實上,只有依據馬克思學說的本來面目與真實意義去領悟當代世界,才能把握當代人類生存與發展困境的要害與根源。
2.深化文化意識形態批判。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因此,能否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避免使其庸俗化、實證化、教條化,是關系到我國進一步改革成敗的關鍵。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要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文化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卻相對貧乏。因此,如何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精神文化水平,加強人民群眾意識形態安全教育和主流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的強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得尤其重要與緊迫。黨的十六大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促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撐。當代文化意識批判所帶來的對社會現實的反思與拷問,同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引以為戒的方面。
3.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自信。馬克思主義所遭受的誤解、懷疑及否定,社會主義所遭受的挫折主要并非完全來自其敵手西方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自第二國際內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義時起,實證化、教條化和庸俗化的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一步步占主導地位的發展歷程本身就注定了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坎坷命運。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后,東歐及蘇聯在主流意識形態觀念上背離馬克思主義、背離社會主義引發了一系列混亂、騷動及失語現象,全方位加劇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甚至否定。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不能不說,蘇東劇變是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必然和實踐結果。但是,筆者認為,蘇東劇變雖使馬克思主義傳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詆毀與非難,但同時也給馬克思主義傳統在新時代進行變革與創新提供了新的契機,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體現在它是一個開放的、未完成性的體系,必須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充實、完善發展,它是“與時俱進”的辯證法。
作者:包桂芹 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