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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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事訴訟主管作為社會主義民事訴訟法學理論中的一個特有概念，是一個非科學的法律術語，浸透著十分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在立法上，民事訴訟主管體現為以國家本位為理念指導；在司法上，民事訴訟主管體現為以法院本位或權力本位為執法理念。為此，本文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國現行民事訴訟主管制度，并對其理念予以更新，具體包括：革除權力本位的司法觀，樹立科學、正確的現代司法理念；在憲法中明確確認裁判請求權，為當事人訴權保護提供憲法依據與理論支撐；進一步明確審判權的界限，科學界定民事審判權的作用范圍。

關鍵字：民事訴訟主管，概念檢討，理念批判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主管”包括兩種含義：[1]一種含義是負主要責任管理（某一方面），如主管部門；另一種含義是指主管的人員，如財務主管。無論從哪種含義上說，“主管”具有主動性和強制性的色彩是毫無疑問的。而司法的本質特性卻是它的被動性和消極性?！安桓娌焕怼笔敲袷略V訟運行的基本原則。對此，托克威爾在一百多年前，就對司法權的被動性曾作過形象的描述：“從性質上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向它告發一個犯罪案件，它就懲罰犯罪的人；請它糾正一個非法行為，它就加以糾正；讓它審查一項法案，它就予以解釋。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調查非法行為和糾察事實?！盵2]因此，我們認為“民事訴訟主管”是一個非科學的法律術語，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與司法的被動性特征不相符。對此有學者明確指出：“我國主管制度至少有兩個缺陷：其一，‘主管’概念不是法律術語，行政管理的色彩太濃。司法機關管轄民事糾紛的特點在于它的消極性，當事人將糾紛提交受訴法院裁判既是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基礎，也是訴權對審判權的限制，在起訴之前，法院僅有審判權能而沒有審判權力。而‘主管’是具有能動或強制色彩的行政性術語，也容易與‘管轄’的概念混淆。其二，在立法體例上，主管不象管轄權那樣作為前提性問題規定在以規范審判行為為核心的第一篇，而是作為起訴條件規定在第一審普通程序中，這一部分從內容到措辭都是對當事人訴訟行為及其相關審判細節的規范，沒有體現出訴權對審判權的拘束性和法律對法院自我審視審判權的要求。”[3]應該說，上述分析是頗有見地的。事實上，從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我國民事訴訟主管制度無不浸透著一種十分濃厚的行政化色彩。

一立法上：以國家本位為理念指導

“主管”是社會主義國家民事訴訟法學中的一個特有概念。在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民訴立法中，往往都單設有“主管”的章節。通過主管制度以便劃清審判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在解決民事糾紛與爭議方面的權限。在社會主義國家，解決權利糾紛并非司法機關的專利。正如前蘇聯著名民訴法學家克列曼所指出的，“解決權利糾紛和對各種權利糾紛適用蘇維埃法律，除了是法院的權限以外，也是其他國家機關的權限。因此，確定本案是屬于法院權限還是屬于其他國家機關的權限，是極其重要的。劃分法院和其他機關（行政機關、國家公斷處等）活動的范圍，就是關于主管范圍，關于司法主管或行政主管的學說的研究對象?！盵4]根據蘇俄民法典第2條的規定，法院審理有關民事權利的糾紛。這是劃分司法權限和行政權限的一般原則。與此同時，還存在許多例外情況，即把民事權利糾紛不規定在法院的主管范圍內，而作為其他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國家公斷處，各主管部門公斷處以及爭議評議委員會等機關的權限。

關于法院主管民事案件的范圍，各社會主義國家民事訴訟法規定不盡一致，但確定法院主管的標準大體相同。這些標準主要是法律關系的性質和訴訟主體的特點，并往往是兩者的結合。1961年《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民事訴訟綱要》第4條規定，民事、家庭、勞動和集體農莊法律關系中產生的爭議，只要爭議的一方當事人是公民或集體農莊，就由法院主管。由行政法律關系中產生，但法律劃入審判機關權限內的其他案件，都由法院管轄。羅馬尼亞《民事訴訟法》和1974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確定法院主管的標準與蘇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企業機關之間的民事爭議，蘇聯完全劃歸仲裁機關主管，匈牙利完全由法院主管。羅馬尼亞則是按訴訟標的價額來劃分法院與仲裁機關的主管范圍：訴訟價額在2500列伊以下的民事爭議由仲裁機關主管。此外，各國法律還就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主管民事爭議的關系問題作出了相應規定，解決這種關系的方式大體有三種，即：（1）先仲裁后審判，仲裁是審判前的必經程序。羅馬尼亞《民事訴訟法》規定，企業、機關之間發生的民事爭議（訴訟價額是在1

列伊以上），不服國家仲裁委員會裁決提起的訴訟，由州法院審理。（2）當事人只能就仲裁或審判選擇其一。選定仲裁后不得再向法院起訴，選定法院審判后不得再提交仲裁機關仲裁。（3）某些民事爭議由仲裁機關或其它組織主管。如根據1961年《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民事訴訟綱要》規定，企業機關之間發生的民事爭議，只能由仲裁機關仲裁。劃歸同志審判委員會主管的民事爭議，不得再向法院起訴。

通過對審判機關與其它國家機關主管民事爭議范圍的劃分，其目的和意圖應當說是十分明顯的，即更好地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有效控制，至于這樣做是否有利于當事人訴權保護及其合法權益的實現，顯然并非立法者所關注的首要目標。至少在他們看來，與強化社會的有效控制相比，保護當事人訴權及其合法權益并非最重要的目標。也正因如此，我們說，國家本位是民事訴訟主管制度構建的基本指導思想。

所謂“國家本位”，簡言之，是指從國家的角度和立場出發，簡單地把法律視為國家控制和管理社會的工具的思想觀念。這種思想由于其基本出發點是國家的權力本位，即國家對整個訴訟程序的控制和主導，因而具有十分明顯和強烈的國家干預色彩。國家本位觀念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立法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民事訴訟主管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這種觀念的產生并非人為的恣意，有其深厚的社會、經濟、與思想的根源。首先，計劃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過去長期適用的一種經濟體制，是國家通過行政指令的方式來直接指導、調整國民經濟、規劃社會生產以及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的一種經濟體制，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一體化，客觀上不僅決定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運行都必須依賴國家行政權力的運作，而且整個國家的調控手段也都無不是為了國家經濟計劃的完成而服務。在這種條件下，法律不可能具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免不了蛻變為保證國家計劃實現的一種外部強制。就司法制度而言，無論是民事訴訟制度還是刑事訴訟制度，其基本使命是維護國家統治秩序，其次才是權利的保護。民事訴訟主管制度作為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國家體位為指導思想來加以設計自然也就并不為奇。其次，傳統的國家與法的理論也是產生國家本位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傳統理論認為，“法是以立法形式規定的表現統治階級意志的行為規則和為國家政權認可的風俗習慣和公共生活規則的總和，國家為了保護、鞏固和發展對于統治階級有利的和狹義的社會關系和秩序，以強制力量保證它的實行。”[5]在國家和法的關系上，法是維護國家統治的工具、法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統治的需要。以國家本位主義作為立法的根本指導思想也就成了傳統立法的必然選擇。此外，列寧的反對公私法劃分的理論，為國家對私法領域進行全面干預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而國家對經濟領域的全面干預的思想、自然又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民訴立法中國家本位主義指導思想得以產生的有力論據。

我國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蘇聯為藍本，對其法學理論進行了全盤引進，民事訴訟主管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理論也就自然進入了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視野。所不同的是，我國在1982年民訴法試行中并未就主管進行單列，“主管”一詞并未在民訴立法中直接體現。因此“主管”只不過是民事訴訟法學理論中的一個概念。并且，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民訴理論界在法院主管與其他組織主管的相互關系上，始終堅持了司法最終解決這一基本原則，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如80年代初期出版的《民事訴訟通論》就明確指出，“我國在解決人民法院主管與其他組織主管的關系問題上，基本上是按司法最終解決原則行事，這在當前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人民法院通過嚴格的訴訟程序進行審判，是一種最民主、最能查明事實真相的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形式。由于我國具有長期封建統治的歷史，缺乏民主傳統，現在必須加強和擴大人民法院主管民事糾紛的權限范圍?！盵6]1991年我國民訴法第3條就法院主管的范圍作了原則性的規定，根據該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這種概括性規定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民訴立法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進步，對于進一步擴大當事人的訴權保護范圍提供了法律依據。但盡管如此，“國家本位”的立法理念仍然存在，有許多民事糾紛仍然無法通過司法途徑獲得救濟或存在或多或少的前置障礙。[7]

二司法上：以法院本位或權力本位為執法理念

如果說民事訴訟主管在立法上仍帶有濃厚的國家本位色彩的話，那么在司法上則表現出了明顯的法院本位主義傾向。所謂法院本位即從法院自身利益出發，來決定法院受案的范圍與對象。法院本位是國家本位在司法領域的重要體現和反映。就民事訴訟主管而言，法院本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違背司法運行的基本規律，積極主動司法

曾幾何時，在商品經濟思潮的影響下，我國法院為獲取更多的司法資源以解決辦公條件和福利問題，積極尋找案源，辦案創收紛紛走上了積極司法的道路。各地法院以清欠企業債務糾紛，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為名，紛紛設立所謂的討債公司，運用司法權力積極干預企業運行，即是典型例證。對于警察法院的這種司法態度，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質疑，反而還曾為新聞媒體廣為宣傳。[8]因為在法官們看來，這些糾紛都屬于法院“主管”的范圍。在領導者看來，法院的所作所為，起到了為地方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的作用，理應予以表彰?？墒?，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法院在這一片贊揚聲中卻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特性與品格-獨立與公正，以至變成了地方行政的附庸，由此司法的信任危機彰顯、公信力日趨低落，理論界的批評此起彼伏。法院在此背景下，開始不斷反思并對諸如此類行為予以了整改，并試圖以此重構仲裁人法院的形象，消極被動司法的觀念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流行。在今天看來，這種積極主動司法的行為雖然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但事實上權力本位，法院本位的觀念并未因此而消失，只不過表現更為隱蔽罷了。

2、濫用司法解釋權力，隨意剝奪和限制當事人訴權

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妨從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待證券糾紛案件受理態度的前后變化中來加以透析。在中國證券市場1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長期處于真空地帶，這應當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此，有關業內人士指出“在缺乏司法介入的情況下，被欺騙的投資人想挽回損失，或者只是略有補償，都無法實現。”面對投資者對司法保護的強烈要求，2001年9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國各級法院下發了406號通知，表示“暫不受理因內幕交易、欺詐、操縱市場等行為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該通知頒布時，正是由銀廣廈、億安科技等引發的證券糾紛訴訟風起云涌之際。最高人民法院突然下此通知，其解釋是“受理的時機還不成熟”。據有關業內人士指出，這一方面是立法的原因，即《證券法》對民事責任規定得相當抽象，不夠具體，法院操作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另一方面是司法的原因，包括法院人員的素質以及沒有公布民事實體方面的司法解釋。對于上述通知，法學界及業內人士紛紛表示，最高法院“暫不受理”決定“可以理解，卻難以接受”，法院由于自身的原因，“推遲正義的實現”從法理上來分析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一時間，最高人民法院成為眾矢之的。在“沉默”了短短三個月后，最高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下發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與前一《通知》相比，盡管訴訟受理的條件與范圍仍然存在不少限制，但畢竟向投資者開啟了正義的大門。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這則新的《通知》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既然同為涉及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為何只受理其中的一種就是其中一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在新聞會上指出，目前受理證券市場民事侵權糾紛是“有條件”和“逐步”的，“待市場條件和法律條件進一步成熟后，人民法院必將無保留地依法受理和審理各類證券市場民事侵權糾紛案件”。[9]

對于最高人民法院在證券糾紛案件受理問題上的態度，前后僅三個月卻表現出如此巨大反差，也許不免令業內人士有些驚異，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受案問題上所表現出的法院本位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他們看來，案件該不該受理似乎完全是法院的事情，至于當事人訴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護，顯然另當別論。事實上，最高法院諸如此類的作法也遠非只在證券案件受理問題上。如果說對證券市場的糾紛尚可以用“不具備受理和審理條件”作為不受理的托辭的話，那么，法院對清理基金會、信托公司過程中的涉及的某些債務糾紛不予受理（或暫緩受理）則很難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實際上，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這類糾紛的出現往往與政府管理上的失誤有一定關系，這類糾紛的解決通常需要政府支付一定成本，而法院拒絕受理此類案件的真實目的在于減少或延緩政府成本的支出。[10]至此，法院在主管和受案問題上的權力本位昭然若揭。

3、針對某些棘手難以下判的案件，法院往往以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為由而不予受理

近年來，我國司法實踐中流行著一種極為錯誤的觀念-過于強調訴訟的受理必須有實體法上的依據。因此，對于許多案件，尤其是公司法領域的案件，法院往往以缺乏可訴性根據為由，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強制公司解散即為一例。實際上，實體法主要在于規范各種實體權利，無須亦不可能為每種權利都設置一個訴訟法上的救濟依據。通常，立法者只對其認為特別重要的權利在實體法中設置（實際上，更準確的理解應為“重申”）訴權救濟條款，大量的一般實體權利的救濟，應通過訴訟法解決?！爸灰稀睹裨V法》關于起訴的條件[11]，糾紛的性質屬于民事訴訟，就應當由法院受理。以訴訟法中的一般條款解釋訴權的立法技術安排，可以大大節省立法成本，否則，如果在每項實體權利背后都設置一項救濟條款，不但使實體法變得冗長煩瑣，而且也使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其賴以存在的價值。”[12]

事實上，法官不得拒絕裁判這是法治國家的要求，對此，《法國民法典》第4條明確規定；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受理者，得以拒絕審判罪追訴之。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對當事人自己不能處理，其他部門也不能解決的糾紛應當受理，否則即為失職。

4、“重行政輕審判”的觀念依然存在，司法最終解決原則貫徹不力

民事審判權的核心是對民事權益實施救濟，奉行“司法最終解決”原則，勢必使得民事審判權的地位得以突出，這就要求民事審判權的界限與民事權利保護的需求相一致。一定范圍內的權利只要有需要民事審判權保護的必要性、審判權就應當富有實效地提供司法保護。然而，“重行政輕審判”的解紛理念仍在不少司法人員的頭腦中存在，以這種理念為指導，其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民事審判權的萎縮和無為，其歸宿必然是使眾多的民事起訴得不到法院的接納，當事人的訴權無法得到充分的保護。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1991年9月29日做出的《關于對南寧市金龍車輛配件廠集資糾紛是否由人民法院受理問題的答復》最能說明問題。該批復指出：對于集資糾紛，在經政府聯合工作組作了大量工作的情況下，如將此糾紛交法院處理，將會拖延時間，不利于及時解決。因此，該糾紛仍由有關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門處理為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審判權的消極逃避。與我國民事訴訟法第3條關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的原則性規定也相違背。法院的上述做法固然有助于其擺脫某些棘手的案件，但對當事人來說，則是對其訴權的公然侵犯與剝奪。再如，對于醫療事故所造成的損害賠償案件等屬于民事爭議范疇的案件，就目前的法律依據而言，也還不能運用民事審判權給予充分的救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51條規定，病員及其親屬對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作出的醫療事故結論沒有意見，僅要求醫療單位就醫療事故賠償經濟損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才可以作為民事賠償案件受理。在這里，法院實際上向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讓渡了部分的審判權。

此外，在司法實踐中，不少法院還以是否能夠按期審結，是否最終能夠得到執行等為標準，來決定法院的受案范圍，尤為嚴重的是個別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以“紅頭文件”的形式規定某些民事糾紛只能向某政府主管部門請求解決，不得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法院亦以當地政府的“紅頭文件”為依據，不予受理該類民事糾紛，還有些地方法院依據當地黨委、政府的要求受理或不受理某些案件。這些問題的存在，既妨礙了國家審判權的統

一、正確行使，也嚴重侵犯和剝奪了當事人的訴權，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能及時得到法律的保護或因審判權的不當行使而受到侵犯?？傊@些問題的存在充分反映了我國在民事訴訟主管問題上所存在的法院本位與權力本位思想，致使大量的民事糾紛不能通過接近法院以尋求司法救濟，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與深刻反思。

三、反思與結論

總之，我們認為“民事訴訟主管”是社會主義國家民訴立法和民訴理論中的一個特有概念，其所蘊含的基本理念是國家本位與權力本位，并與社會主義國家司法的首要使命-維護社會統治秩序是相一致的。我國隨著50年代對蘇聯法學理論的全盤移植、民事訴訟主管這一理論也在我國民訴理論中得以扎根。盡管理論界在民事訴訟主管問題上始終堅持了司法最終解決原則，從而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前蘇聯）相比，表現出了巨大的進步與優越，但是國家本位與權力本位的指導理念并未在主管問題上消退。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上述諸多問題就是最好的例證。

在西方國家的民訴立法與民訴理論中，“主管”這一概念是不存在的。事實上，我們在查閱有關英美法律詞典時，也難以找到一個與“主管”完全相對應的概念。因此，在民事訴訟主管問題上，我們往往難以和西方國家進行有效的溝通。

在英美法系中，與訴訟主管最相關聯的一個概念也許要數“管轄權”（Jurisdiction），其含義為法院從事其行為，包括審理和判決案件的權限在內的權力。從糾紛的裁判角度看，管轄權是司法權或審判權的基礎，司法權通過對管轄權的分配而特別授予。[13]上述管轄權概念顯然與我國民事訴訟理論意義上的主管有較大差異，同時也有別于我國民事訴訟法意義上的管轄權。對此，有學者認為，美國法意義上的管轄權作為依法解決社會糾紛的權限，必須解決三個層次的問題。[14]第一，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即立法者把什么樣的社會沖突納入司法管轄范圍，從制度設置者角度看，取決于國家干預社會生活的主觀愿望和客觀可能性，從制度利用者角度看，取決社會生活對司法的主觀和客觀需要。第二，國家機構之間的關系。即在社會生活的領域和事項由國家機關介入的基礎上，法律進一步劃分國家機構之間對于管轄這些事項的職能分工，以避免第一層次分配所確定的權利處于相互爭奪或相互推諉的狀況。第三，法院之間的關系。即在上述兩個層次的關系既已確定的前提下，由立法進一步確定有司法權的法院之間在管轄具體案件方面的職能分工。我國民事訴訟主管與管轄實際上分別對應美國法意義上的管轄權制度所涵蓋的第二項和第三項內容。但是我國民事訴訟主管與第二項內容又并非完全一致，因為就其本意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民事訴訟主管是從社會控制這個角度出發的，其以國家本位與權力本位為理念指導，所強調的是各權力機關在解決民事糾紛上的分工與合作。而美國民事訴訟管轄權所解決的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從國家各項權力的作用范圍及其界限出發來展開討論的，其強調的是審判權的作用范圍到底有多大，即與其他國家權力機關的界限到底如何劃分，因而往往與一個國家的憲政結構存在十分密切的關聯。因此，在西方國家，從法院角度來說，凡是在審判權作用范圍內的糾紛，法院都有權加以解決，而從當事人角度來說，凡是國家審判權作用范圍內的事項，當事人都有權要求法院予以解決。對于法院隨意通過司法解釋對當事人訴權加以剝奪和限制，在西方國家看來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上，這既不利于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同時也不利于法院威信的形成和社會地位的提升。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信訪大軍，并日益成為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一大隱患。對此黨和國家予以了高度關注，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出現，其中的緣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與當事人訴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司法救濟渠道不暢不無關系。對此姜明安教授認為，在老百姓權利意識逐漸覺醒的大背景下，如果司法救濟的渠道不暢，矛盾的社會化就勢不可擋，這是現在上訪問題比過去大量增加的一個重要社會根源。此外，陳瑞華教授也認為，在法治社會，只有司法機關才能為公民提供真正有效的救濟。但是，中國的司法救濟體系目前非常薄弱、滯后，使得司法機關不僅不能吸納、解決矛盾，甚至把大量地方性的、部門性的，并且大多數都是很小的爭端推向社會、推向黨政部門、推出本地，導致大量的群眾到省城、北京上訪。因此，要解決上訪問題，首先是挖掘現有的司法潛力，應當由法院受理的案件，法院必須受理。同時要結合時下正在醞釀的司法體制改革，擴大法院受案范圍。并建議修改《法院組織法》等法律，規定法院無法定理由不得拒絕受理案件，否則，應當追究法官乃至法院領導的責任。[15]總之，要解決中國的上訪問題，一個不可忽視的舉措是：一方面要讓司法擁有足夠的權威，保障它的獨立、公正以及良好的法官素質，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就是要為公民的權利救濟提供暢通的司法救濟渠道（當然，為確保當事人實效性地接近正義，還必須在充分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基礎上，開辟以司法救濟為中心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為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國現行主管制度，并對其指導理念予以更新，具體包括：

（一）必須革除權力本位的司法觀，樹立科學、正確的現代司法理念

在我國，權力本位的司法觀源遠流長，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司法權歷來被視為國家統治者專有的和御用的控制社會的工具。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觀念仍有其深厚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把司法機關稱為“專政機關”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現代社會，權力本位的司法觀主要表現為把司法機關只看成是國家權力機關，把司法權只當做“治民”的權力。就像中國古代的地方“父母官”兼掌審判權，是“牧民”者，“為民做主”，而不是為民服務；是人民有求于他們，而不認為是納稅人養活他們。因而司法機關的門難進、臉難看。有些司法人員在人民群眾面前往往擺出一副“專政”的面孔，玩弄權力、司法專橫；而不認為他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應當以人民的權利為本位，司法權應當為保障公民權利盡力。此外，基于權力本位的司法觀念，在實踐上往往以為國家權力和國家利益是至上的，是高于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司法上也可以照此辦理。事實上，這種觀念是十分錯誤的，也是有害的，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真正是人民的國家，其國家利益即作為整體的人民的利益，一般情況下是高于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但國家權力卻不一定高于公民的個人權利。權利與利益有密切的關系，法定權利是法律所保障的利益；但權利不等于利益，有時，公民行使權利還可能要犧牲自己的利益。如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批評、監督、控告政府或其領導人的權利，還可能受到打擊報復。個人的利益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為他人或集體或國家利益而犧牲或受限制，但國家權力不能侵犯已予法定的個人權利。在國家行使立法權時，可以從國家全局利益出發，對公民某些非基本權利作適當的必要的限制；既予法定之后，就不容任何人、任何國家機關、國家權力再加法外限制或剝奪。……至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大多是基本人權的法定化），更是憲法所確認的，它是高于國家權力的。[16]任何國家權力都不能違反這些基本權利的規定而作為或不作為，這是民主的法治國家的一項重要原則。訴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自然不容國家權力，尤其是司法權力的任意限制與剝奪。任何以國家利益為由，否定和侵犯個人權利與人權的行為都是極其錯誤的，也是法治國家所不能容許的。與其它國家權力相比，法院的審判權是一種中立性的權力，在審判中法院處于國家與社會的中立地位。它依法審判、只服從法律。而不能以國家利益至上為由，任意限制和剝奪公民或法人的訴權。就司法權的性質與地位而言，它在整個法治體系的權力分工上，主要是一種救濟性權力和監督權力。審判權的職責是適用國家法律，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只代表國家機關的利益而不顧當事人的權益。相反，當國家機關違法侵權時，它要依法維護社會主體的權益。所以“法官常常是與人民站在一起反對統治者濫用權力的進步力量?！盵17]“司法機關之設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予社會主體有可能利用訴權或司法救濟權來抵抗國家權力對社會主體的侵犯。……而設置司法機關和訴訟程序，則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抵制國家權力的專橫和侵權行為。”“國家主義的權力觀把司法權只當做國家的專政工具或‘刀把子’。與國家主義相對立的現代化權力觀，則應強調司法權是社會自衛的武器。法官不只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更是社會正義的伸張者。司法機關不只是國家的權力機關，更是社會主義的維權機關。”[18]

（二）在憲法中明確確認裁判請求權，為當事人訴權保護提供憲法依據與理論支撐

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權利是基礎、權利是動力、權利是目標，權利是利益機制，沒有權利的自主和享有、行使和保護，便沒有市場經濟?！盵19]為此，作為解決經濟糾紛和各種民商事糾紛具有程序保障功能的民訴法，理應以權利保障為其最為根本的立法指導思想。民訴法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必須對當事人訴權予以充分的保護。因為訴權是實現當事人字面權利向現實權利轉化的手段。沒有訴權的充分保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就會失去依托。誠如日本憲法學者飼信成教授在其《憲法》一書中所指出的，“種種基本權利、為了國民能夠充分的享有，需要在其周圍有多種保障它的基本權?！薄皣裨谧约旱臋嗬粋Φ膱龊希欢ň哂性谡幍姆ㄔ航邮軐徟械臋嗬?，如果沒有這種權利，無論國民的基本權利怎樣被保障，不得不說這些都是空的?！盵20]在這里，接受審判的權利并不只是基本的人權的一種，而是應該認為它是現代各國的憲法廣泛共通的，在審判上支撐保障人權的制度的基本原則。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國，訴權并未上升到憲法基本權的地位。因此，當事人訴權保護往往缺乏憲法上的依據。沒有憲法上的可靠依據，訴權就不可能在各個部門法上得到有效的貫徹與實施。尤其在我們的社會，“權利本位”遠沒有確立，對公民權利的漠視不僅表現在立法上、執法上，也存在于管理者的思想深處。實踐中盛行的是“權力本位”，秩序穩定壓倒一切，權力壓倒權利。在這樣的環境里，將訴權上升到憲法基本權的地位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當今世界各國，裁判請求權的憲法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為訴權的保護提供憲法依據。在我國為進一步強化對當事人訴權的保護，尤其是防止審判權對當事人訴權的任意侵犯與剝奪，有必要實現訴權的憲法化，為當事人訴權保護提供相應的憲法依據。具體來說就是在憲法上明確肯認當事人的裁判請求權。

（三）進一步明確審判權的界限、科學界定民事審判權的作用范圍

我國民事訴訟主管問題的混亂與無序。固然與權力本位與國家本位的指導思念不無關系。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審判權自身界限與范圍的模糊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與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憲法雖然明確了人民法院是行使審判權的唯一主體，但審判權的界限和范圍到底如何卻并不明確。而民事審判權的界限是確定民事訴訟主管范圍的基本依據。在西方國家，雖然沒有民事訴訟主管這一概念，但它們都注意通過憲法或法院組織法對審判權界限與作用范圍予以明確劃分。

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國家審判權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其固有的界限和范圍。這個界限和范圍一方面受制于審判權的固有屬性，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特定國家的憲政結構。一般來說，國家憲政結構不同，審判權的作用范圍也會有所不同，比如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實行三權分立，法院往往都具有違憲審查權，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普通法院就不享有違憲審查權。因此不考慮具體國家的國情，尤其是他的憲政結構，政治體制以及文化傳統、單純地去研究審判權的界限與作用范圍顯然是不妥的。因此，我們只有從審判權的固有特性出發，對特定國家的憲政結構、政治體制以及文化傳統等予以充分的分析，才有可能科學界定該國審判權的作用范圍。

在社會主義國家，民事訴訟主管制度的著眼點主要在于如何更好地維護其統治秩序，因此其更多考慮的是如何通過審判機關與其他各職能機關及社會組織的合理分工與權限劃分，實現對糾紛的有效解決，從而達到對社會的有效控制。正因如此，我們說社會主義國家民事訴訟主管制度不利于當事人訴權的有效保護，并實現當事人訴權保護的最大化。

要實現當事人訴權的充分保護，必須從審判權的固有屬性出發，通過明確審判權的界限、科學界定審判權的作用范圍。因為在特定國家的憲政結構下，審判權的作用范圍也就是當事人訴權的行使范圍。在訴權的行使范圍與審判權作用范圍相一致的情況下，我們說，當事人的訴權在該國現有憲政結構框架下已得到了充分的保護。正因如此，我們認為民事審判權的作用范圍較民事訴訟主管范圍表述更科學、更有助于當事人訴權的充分保護與實現。新晨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642頁。

[2][法]托克威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0頁。

[3][美]哈里·愛德華茲著《愛德華茲集》傅郁林等譯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頁。

[4]（蘇）A·克列曼著《蘇維埃民事訴訟》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183頁。

[5]（蘇）安·揚·維辛斯基：《國家和法的理論問題》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100頁。

[6]柴發邦、江偉、劉家興、范明辛：《民事訴訟法通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頁。

[7]在具體法律尚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公民基本權利或其他合法權益受到他人或組織的侵犯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濟在我國并不鮮見，此外，許多不合理的強行前置程序（如勞動爭議仲裁）也為當事人訴權的充分行使設置了相應的障礙。

[8]對此，我們不妨從最高人民法院的機關報-《人民法院報》的相關報道中來加以體認。如1994年4月4日《人民法院報》就曾報道：“華容縣法院的干警們一貫恪守‘案子有了結，服務無止境’的宗旨，不斷改進服務方式，在經濟審判中既當‘包公’又當‘紅娘’。……縣造紙廠多年來積累的債權涉及282家單位，總額達1500萬元。資金嚴重短缺，使生產連年滑坡，變成了特困企業。今年初法院主動上門攬案，抽調精干力量一頭扎進該廠。干警們連續奮戰100多個日日夜夜，找遍了12個省市的200多個債務人，運用訴訟和非訴訟手段收回債款462萬元，使這個廠恢復了生機。縣委書記聽到該廠的匯報后激動地說，‘這就是服務、這就是效益’”。對于類似的“先進事跡”在我們當初的傳媒中可以說府拾即是，而對此提出質疑者卻寥寥無幾。

[9]參見康偉平《證券糾紛受理：一個“有條件”的開端》載孫國棟主編《律師文摘》第一輯，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

[10]顧培東《論我國民事權利司法保護的疏失》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6期。

[11]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民訴法關于起訴案件的規定是十分苛嚴的。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原則上只要訴狀符合形式要件法院就予以受理。

[12]蔣大興：《公司裁判解散的問題和思路》載王保樹主編《全球競爭體制下的公司法改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頁。

[13]參見[美]彼得·G·倫斯特洛姆編《美國法律辭典》賀衛方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頁。

[14]參見[美]哈里·愛德華茲著《愛德華茲集》傅郁林等譯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5頁。

[15]參見郭國松《審視信訪》載《南方周末》2003年11月13日第6版。

[16]參見郭道暉著《法的時代挑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416頁。

[17]參見[美]約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陸法系》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頁。

[18]參見郭道暉著《法的時代挑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418頁。

[19]江平：《國家與社會-論中國現今法律觀念之轉變》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6年第5期。

[20]轉引自[日]藤井俊夫著《事件性與司法權的界限》成文堂1992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