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審程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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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民事再審程序啟動機制是否得當，直接影響再審制度設計的運行效果。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意欲解決申訴難、申請再審難這一涉訴信訪問題的同時，似乎還會引發更多問題。本文通過考察修正案實施后的再審程序運行狀況，分析再審糾錯程序設計運行的法律原理，從充分節約并整合有限司法資源的視角出發，主張建立檢察機關一元化審理民事申請再審案件的再審啟動模式。

關鍵詞：民事再審程序，啟動機制，檢察機關一元化抗訴

現行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機制，是立法機關全面估計現有司法資源力量以及訴訟當事人對生效裁判認為有可能存在瑕疵而產生再審訴求的民意基礎上作出的衡平安排。再審程序啟動機制是否得當，關涉再審制度設計的運行效果，直接影響到法律對涉訴信訪社會問題調控的效果。從程序的反作用力來看，還關涉普通一審、二審程序的審理效果。本文以民事訴訟法的全面修改為視角，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并提出進一步完善的建議。

一、關注民事再審程序啟動機制的重要意義

民事再審程序啟動機制的設置，關涉訴訟程序分配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屬于國家對現有司法資源適度分配的程序正義范疇。民事再審程序啟動的復雜性，主要體現在法律將再審程序的流程分為對再審事由是否成立的審查和案件進入再審程序的審理兩個方面。從再審程序啟動運行的目的看，這兩個方面緊密相連，實務中也很難將這兩類程序截然分離。新民事訴訟法有關再審程序啟動職權分配的法條有五條，占審判監督程序整章的三分之一還多。從實務來看，再審程序啟動的職權分配問題，至少在上下級人民法院之間及相關涉訴信訪職權部門內部，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

現行民事再審程序啟動機制主要是依據新民事訴訟法以下法條：第177條第（一）款、第（二）款，第178條，第181條第（二）款，第187條第（一）款、第（二）款，第188條。理論和實務界一般以“三階結構”來理解和適用整個再審程序的運行。即將原先再審事由的發現這一階段分為再審事由的提出與審查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又可稱為再審事由的形式審查和實質審查，分別對應實務操作中的“再審申請的審查”和“再審事由的審理”。整個民事再審程序分為再審申請的審查、再審事由的審理、再審案件的審理三個相對獨立的正當程序。換言之，整個再審程序的運作可分為對再審事由認識、發現和原訴審理三個階段：一是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受理再審申請時由法官依職權釋明，當事人在申請再審書中應當明確再審事由，無明確再審事由的再審申請不予立案審查；二是受理當事人的再審申請后，人民法院嚴格以當事人提出的再審事由為限進行審理，以查明當事人提出的再審事由是否存在或在有多項事由情形下部分存在；三是在人民法院認定再審事由存在或部分存在進而裁定進入本案再審后，負責再審審理的法官恪守人民法院認定的再審存在事由范圍再次審理本案。

以上“三階結構”的判斷，通常被認為主要是針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形而言的。但從錯誤的發現和糾正過程考察，我們很容易覺察到，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以及人民檢察院抗訴啟動再審這兩類再審啟動程序也應當被解構為三階結構模式，只是對再審事由的認識和發現有別于依當事人申請再審模式。[1]換句話說，三階結構在理論上適用于所有再審啟動途徑，這樣才能充分體現出法律對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尊重和對啟動再審程序的高度謹慎。

根據現有法律，對一個可能有瑕疵的生效裁判，如欲啟動再審程序可以有多種方式，案件進入再審后，審理再審案件的法院也會有多種可能，不難得出我國目前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方式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申請再審審查的提級化，即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78條，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一律向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二是再審案件啟動主體的多元化，除了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主的再審之訴模式外，還有第177條第（一）款規定的本院決定再審，以及同條第（二）款規定的最高人民法院或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級法院決定再審，還有第187條規定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上級人民檢察院、同級人民檢察院依法行使檢察監督權抗訴啟動再審。三是最終再審案件審理法院的模糊化，考慮到對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81條的“可以交原審人民法院再審”、第188條的“可以交下一級人民法院再審”的規定存在多種解釋，在多數情況下，生效裁判作出的法院、上級法院、高級法院、最高法院、上級法院指定的其他法院等，都有可能實際擔當再審案件的審理職能。

從修法后半年多的實際運行情況看，其中一個鮮明的現象是，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受理的民事申請再審案件數量成倍增多，案件審理壓力突然加大，但依當事人申請再審而啟動的再審案件數量還沒有顯著增加，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和人民檢察院抗訴啟動再審的案件數量變化未呈放量增長態勢。與此對應的是，作為民事案件啟動源頭的民商事一審立案管轄，已經實施整體性向下級法院轉移，目的是更好地發揮上級法院的糾錯功能和案件審判指導功能，這直接導致了人民法院以民商事審判領域為重點的新一輪機構改革正在悄然興起。毫無疑問，受法院系統體制多種因素影響，地方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的民商事審判任務空前加重，辦案力量不足問題將長期存在，民事

一、二審案件的審理質量面臨削弱危機。而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的機構擴編實現起來確容易得多，人員充實主要通過從下級法院調入和從法院外招考來實現。由于司法體制內缺少統一的人事組織統籌，許多地方的高級法院發揮改革精神，以現有立案庭和審判監督庭為基礎，積極醞釀成立相對獨立的立案和審判監督部門的一庭、二庭甚至還有三庭。各嘗試高級法院在簡短考察本地實情基礎上以自己對民事訴訟法的理解為基點實施司法改革，而缺乏最高法院甚至更加權威部門的統一部署，此類改革舉措是不夠嚴謹的。

二、現有再審程序啟動模式難以克服的理論障礙

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意欲解決申訴難、申請再審難這一涉訴信訪問題的同時，似乎還會引發更多的問題。事實上，現有再審程序啟動模式，陷入了以提級管轄解決涉訴信訪社會問題的死胡同。從再審程序設計的全局看，現有再審程序啟動機制仍然面臨難以克服的理論障礙。

（一）單純或主要依靠人民法院，很難完成現代再審理念下對民事申請再審訴權保障與對方當事人司法既判力利益保護的價值衡平任務。

再審程序作為一種“非常程序”應盡可能避免啟動，這是世界各國民事司法的普遍規則。各國出于維護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考慮，對再審事由的規定極為嚴格，盡可能容忍司法裁判中的瑕疵。其容忍的程度，取決于立法或司法對本國法制土壤的現實考量。民事申請再審程序的設計關涉當事人再審訴權的保障與司法既判力維護的矛盾。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著重規定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程序運作，如果說此次立法修改能夠真正解決當前所謂申訴難、申請再審難問題，那么作為與申請再審人相對的已決裁判的另一方平等民事訴訟主體不免心存擔憂，即經過法定程序所做出的終審判決的穩定性如何。立法者追求的降低涉訴信訪目標，會不會因為申請再審的過度容易而激發更多的涉訴信訪。問題的核心在于，在中國當前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加之原先申請再審的基礎性程序制度欠缺，對再審事由的發現遠沒有國外民事訴訟程序制度發達國家操作得順暢，程序保障原本脆弱的既判力在如此巨大的申訴信訪現實面前，顯然表現無力。這樣，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利保障和司法既判力的維護兩個目標就有可能一個也達不到。為此，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立法和司法環節，都應當在充分考慮對方當事人的程序利益的基礎上合理維護司法既判力。這樣看來，就很有必要由當事人和人民法院以外的第三方來衡平這一難題。

（二）再審事由的法律規定與公眾多重性標準的沖突

實務中，對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79條各項存在多種解釋，尤其是其中實體性再審事由，可解釋的空間更大。在再審多元啟動模式下，生效裁判進入再審程序的正當性標準很難統一，導致了再審啟動標準的高度不確定性，引發了現有立法設計與現代程序正義理念相沖突。此次修正案雖然做了充分的比較法借鑒移植，但考慮更多的是在總結我國審判實踐經驗基礎上的國情因素。此次修正案將實質性事項列入再審事由是最大的爭點之一，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項“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第2項“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第6項“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第7項“違反法律規定，管轄錯誤的”，這些實質性的再審事由帶有濃厚的國情因素，具有中國特色，在具體個案中均需要解釋適用。一般而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再專門作出解釋的可能性不大。對此，最高法院正在積極醞釀司法解釋，以期界定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權利邊界和法院受理再審案件的范圍。但是，最高法院并非唯一有權解釋修正案的機關，同樣為司法機關的最高檢察院應當也有相應解釋權限。不可忽視的是，作為申請再審案件直接利益相關的申請人與案件對方當事人之間對可解釋再審事由的理解，一定存在分歧，對此存在申請再審的低階化和高階化兩種截然相反的認識。這樣，原生效裁判作出法院、受理申請再審法院、有抗訴權的檢察院、申請再審人以及案件對方當事人等申請再審案件多方主體對再審事由標準的認識存在沖突，絕非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所能解決。

（三）在法院體系內實現自我糾錯的公信力的質疑

修正案通過前后，有專家呼吁民事再審程序不應當是法院內部操作規范。按照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理，人民法院自下而上的體系內糾錯很難在法理上自圓其說。雖然新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但作為獨立的再審之訴，修正案并沒有規定上一級法院對申請再審作出裁定后，相關當事人如不服裁定擁有何種程序保障。即便有相關保障，但事實上存在的下級法院請示匯報制度以及上級法院審級監督指導制度，都說明很難在制度上由上級法院徹底審查和糾正下級法院的不當審判行為。另一方面，作為對制度的本能適應，修正案通過后人民法院系統內部已經迅速調整了民事案件的級別管轄標準，擴大基層法院的收案范圍，中級法院主要審理二審案件和少數不宜由基層法院管轄的一審案件，各地高級法院重點審理申請再審案件和再審案件。新法實施近半年以來，許多地方的高級法院民事申請再審案件數量相比過去增長量在數倍以上，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正在經歷審判主體的結構性變化。這種現象增加了人們對現行二審終審制實效性的擔憂。至此，民事訴訟法作為解決糾紛程序的收斂限縮功能萎縮，無論是

一、二審程序，還是再審程序，作出裁判的社會公信力大打折扣，整個民事審判系統的運行面臨信任危機。

三、再審程序啟動機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具體設想

事實上，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造成現有法律規定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的視角始終局限在法院系統內部的操作規則完善上，立法和司法長期以來低估了檢察機關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的重要功能，混淆了檢察院的啟動抗訴程序的時點與時段，而從未在動態意義上關注檢察機關對法院裁判行為評價的正當性。構建高效權威的糾錯機制是再審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我們應當深刻反思長期以來將再審程序視為人民法院的內部操作規則的做法，構建當事人、法院、檢察院共同參與的申請再審程序。從充分節約并整合有限司法資源的視角出發，筆者建議采用檢察機關一元化審理申請再審案件模式。

所謂檢察機關一元化審理申請再審案件模式，又可稱為民事抗訴再審啟動一元機制，指的是當事人在生效裁判作出后，若仍不服判決，希望通過再審程序對生效裁判加以改變，那么，唯有向人民檢察院的相關部門提出抗訴申請（申請再審），由人民檢察院審查再審事由是否成立，決定是否有必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從而啟動再審程序，在特殊情形下，人民檢察院可以依職權提出民事抗訴。這里面實際上包括兩種情形：一是若生效裁判涉及國家利益或社會公益，人民檢察院則應依職權提出民事抗訴，此種案件不依賴于相關利害關系人的申請。二是若生效裁判僅涉及私人利益，人民檢察院則必須根據相關當事人的抗訴申請決定是否提出抗訴，而不得依職權主動為之。這種由當事人或案外第三人向檢察機關提出的再審之訴，可以稱作為“中國式的再審之訴”。

實行檢察機關一元化審理申請再審案件模式，其理論根據在于：第一，人民法院在作出生效裁判后，即受既判力的拘束，不得也無權對其加以改變。第二，當事人申請再審權或提出再審之訴權均直接指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如果當事人直接向法院提出再審，則此種權利難以得到切實保障。為了使當事人的此種訴權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保障，有必要轉換思路，引入帶有第三方主體意味的另一個公權力主體，就當事人是否享有該項權利作出裁斷。此一公權力主體的首選無疑是同具司法屬性的人民檢察院。第三，從再審程序運轉流程來看，由檢察機關專門審理申請再審案件更具有可操作性。修正案采取“三階化”的模式來構建再審程序，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將再審事由的發現這一階段分為再審事由的提出與審理兩個階段，使整個民事再審程序分為再審申請的立案審查、再審事由的審理、再審案件的審理三個相對獨立的正當程序。考慮當前法院面臨的涉訴信訪巨大壓力，構建檢察機關一元化審理申請再審案件模式，由檢察機關負責前兩個階段的流程，一方面使法院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再審案件的審理，更重要的是能整合有限的司法資源，在現有司法體制框架內最大限度地化解涉訴社會矛盾。第四，人民檢察院接受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或再審之訴，可以強化法院生效裁判的正當性。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當事人在窮盡正常的審級救濟后，繼續在法院審判監督的范圍內尋求司法救濟是難乎其難的，即便法院基于客觀公正的立場糾正了生效裁判的錯誤，在一定意義上乃是以犧牲司法權威為代價的。如果我們改變一下思路，將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或再審之訴引向檢察機關，而檢察機關無論作出何種決定，其結果都相對較優。因為檢察機關對再審申請或再審之訴的審查結果無非有二：一是認可再審申請或再審之訴，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抗訴。在此種情形下，當事人的再審訴權獲得了較人民法院直接處理更好的保障，因為人民檢察院在糾正錯案上不存在前述法院必然面臨的所謂二難困境。二是否定再審申請或再審之訴，駁回當事人的再審請求。這種處理結果相對法院做出的同樣的決定來說，更能使當事人接受，從而使當事人更能服從法院的生效裁判，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生效裁判由此獲得了更強的正當性。

關于具體的改革設想，筆者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將“再審申請”改為“再審之訴”。明確生效裁判的同級檢察院為再審之訴的審理機構，其上級檢察院為不服初審裁定的上訴審機構。再審之訴提起人、原生效裁判當事人、原生效裁判法院均為再審之訴的主體，不服初審裁定的可以提起上訴。第二，取消人民法院審理申請再審案件職能。檢察院設立再審之訴立案和審理的專門機構，具體立案和審理方式按照現有人民法院的操作方式進行，相關司法人員的配置可在法檢系統內部交流。人民法院在處理涉訴信訪問題過程中發現當事人是申請再審的，應當引導當事人向同級檢察院提出。第三，取消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的規定。人民法院發現有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77條規定情形的，將相關材料整理后提請同級檢察院抗訴，檢察院按照再審之訴的審理方式通知相關當事人舉行聽證審理。檢察院主動發現再審事由可能存在的，也應當通知相關當事人舉行聽證審理。第四，建立再審之訴案件分流制度，區分的標準有程序性再審事由和實體性再審事由、公益性案件和私益性案件，以適用更為節約的具體審理方式。第五，在檢察院內部設立專門機構，處理不符合再審之訴立案條件、按照涉訴信訪情形對待的其它事宜。第六，建立再審之訴案件審理的圓桌會議制度（審前程序），規定原審法院法官及相關人員參加圓桌會議的程序制度。第七，建立和執行制度相銜接的再審之訴審前和解制度。第八，補充與現有審級制度銜接的再審基本制度。如建立再審的補充性原則制度，在生效判決確定前當事人與上訴中主張了的再審事由、但是被駁回時以及雖然知道存在再審事由但在上訴中沒有主張時，判決確定后都不允許提出再審申請。第九，檢察院抗訴以“上級抗、上級審”為原則，特殊情況可交原審法院或與原審法院平級的相關法院審理。第十，完善檢察院抗訴后檢察人員出庭參加再審案件審理的程序規定，規范再審案件審理方式，規定二次再審之訴啟動的限定情形。新晨

注釋：

[1]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77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是以原生效裁判確有錯誤為前提的，不同于對第179條再審事由的認識判斷，至少在可能有錯的判斷上，總體上“確有錯誤”標準要高于第179條再審事由的標準。這里的“確有錯誤”其內涵和外延值得關注，因為這涉及到對人民法院此類職權的程序控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