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學術創新與學術期刊的分布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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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0年起，教育部先后在全國66所高校設立151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是21世紀中國社科學術轉型的一個顯著性標志。把國家社科基金流向與教育部創新基地建設作為反映學科發展水平的兩個維度，參照南京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創新基地認定2770種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2005年數據）所做的學科分類，經統計考察發現：（1）無論是在學科門類的排序層面還是在一級學科的結構性配置層面，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與國家社科基金流向的學科分布，都不具有顯著的匹配性；（2）綜合性社科學術期刊占比較大，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關學科的學術期刊占比卻較小，結構冗余與缺失并存；（3）絕大多數創新基地由于沒有自己主辦的正式期刊，只能以學術集刊等形式輾轉學術成果，引導學術發展，這不僅不利于創新基地的發展，也造成了相當的資源沉積與浪費。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為應對中國加入WTO后更為深刻、更為快速的社會轉型，學術轉型更加走向自覺。21世紀學術轉型的重要標志之一是教育部自2000年起，先后批準在全國66所高校設立151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以下簡稱“創新基地”）。創新基地以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國家隊”為目標，以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已發展成為集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于一體的高水平綜合創新平臺，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資料信息建設、咨詢服務和深化科研體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為全面提高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科研能力探索出了一條新路，這是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制度的一大創新。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對引領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轉型發揮了一定的示范、激勵作用，應該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創新基地的建設，促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從注重基礎研究向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學科交叉融合、為決策服務的方向轉型，其研究理念與導向、體制與方法、服務社會的能力和水平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這151個創新基地作為中央政府批準設立的學術組織，是新世紀中國社科學術轉型的顯著性標志，它們既承擔著艱巨、繁重的任務，也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支撐。社科學術創新引領社科學術期刊創新，社科學術期創新是社科學術創新的反映。鑒于此，本文擬以教育部批準設立的創新基地為例，通過分析其學科分布情況，研究其與社科基金流向、學科發展水平的匹配情況，考察其主辦的正式期刊、學術集刊的情況，發現其在學科結構上存在的問題，以期為我國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調整提供參考。

一、創新基地學科分布狀況

1．創新基地所屬學科門類分布情況

我們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置的學科分類標準，對全國151個創新基地的學科定位進行匯總統計，并按照哲學社會科學的七大學科門類，對創新基地所屬學科門類進行歸類。法學門類下設立的創新基地數量最多，達到29個，占比19．2％。其次分別是經濟學、文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管理學。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置的學科分類標準，不同學科門類下設置的一、二級學科的數量有很大不同，其中法學門類下設置5個一級學科、31個二級學科，經濟學門類下設置2個一級學科、16個二級學科，文學門類下設置4個一級學科、29個二級學科，哲學門類下設置1個一級學科、8個二級學科，歷史學門類下設置1個一級學科、8個二級學科，教育學門類下設置3個一級學科、17個二級學科，管理學門類下設置5個一級學科、14個二級學科。由此可見，具有最多學科層級的法學擁有最多的創新基地，具有最為扁平化層級分類的管理學擁有最少的創新基地。

2．創新基地的學科研究類型

從學科類型看，創新基地有單學科研究和多學科綜合研究兩類。在151個創新基地中，有129個單學科創新基地，占基地總數的854％；有22個多學科綜合性創新基地，占基地總數的14．6％。

（1）單學科創新基地創新基地布點一般采取唯一性原則，即在同一領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設一個重點基地，目標是這一基地能夠成為該研究領域的中心，使其在繁榮和發展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中居于領先地位。基于此理念而建設的單學科創新基地，其學科定位比較明確。從創新基地的名稱和研究方向來看，有些基地可以被納入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范疇，有些甚至可細化到更為具體的三級學科。譬如，歷史學的創新基地已大致具體到了三級學科的研究方向，如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宋史研究中心、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等共同組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學研究機構體系。同一學科門類的創新基地往往沖破學科級別的藩籬，自覺追求自身特色，如山東大學的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易學本身應當屬于三級學科中先秦哲學的一個研究范疇，并沒有被單列，而中國古代哲學則是相較于先秦哲學更為寬泛的一個領域。將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并列，一是體現了該基地研究領域的特色性，二是間接反映了該基地的理論依托，即從哲學的角度解讀易學，是對視閾的界定。從創新基地的地緣性分布來看，有些則更多地倚重于其所在地的特色化要素，如中山大學的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學的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廈門大學的臺灣研究中心、暨南大學的華僑華人研究所、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學研究中心、云南大學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吉林大學的東北亞研究中心等。從這些基地的名稱就可以判斷出，它們更多依托的是其所在地區的地理、文化、社會要素，鮮明地反映了基地科研活動中“人無我有”的獨特性。就單學科創新基地情況來看，一方面，創新基地將原本個體的、分散的科研力量集合為團隊、集體的合力，推動了高校科研組織形式由分散走向整合、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固定走向流動；另一方面，創新基地的建設模式不僅對地方和高校科研平臺建設發揮了引領作用，而且逐步形成了從國家到地方再到高校的金字塔型平臺體系，改變了高校長期以來以院—系—教研室為主的教學組織形式，極大地釋放了科研生產力。

（2）多學科綜合性創新基地學科分化與學科綜合是當今世界學科發展同時異向展開的兩大趨勢。根據創新基地首席專家（負責人）的招生學科和科研方向可以認定該創新基地的核心學科。從設置理念上講，綜合性創新基地依托所在高校多個學科的科研力量；從可操作性層面上講，即便是“綜合”，往往也是有所倚重的綜合，多以主打學科或優勢學科為核心，否則難以形成其研究取向和特色。我們的分析思路是：將基地首席專家（負責人）的招生學科、研究方向認定為該創新基地的主導、核心學科，如果基地負責人的科研方向較為具體而單一，本文就照此單列；如果基地負責人的科研方向多元而寬泛，我們就將學科門類的描述方式加以概括（這種情況更為多見）。在22個綜合性創新基地中，有些地域色彩鮮明，如徽學研究中心、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齊魯文化研究中心、西夏學研究中心、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等。這類創新基地，更多地依賴所在地的歷史地理優勢，其研究取向也主要是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從學科既綜合又分化的世界潮流來看，學科間的逐漸滲透形成了一批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綜合學科，而這些新興學科的激蕩與交融既是社會進步的投影儀又是助推器。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綜合性創新基地的設置迎合了這一潮流。近年來，科學上的重大發現和重大社會性問題的解決，常常有賴于不同學科的合力。要求解當前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綜合多學科的實力來進行攻關。22個綜合性創新基地中有7個所依托的高校并非國家重點扶持的“211”“985”高校，可見，所依托高校綜合實力相對較弱的創新基地也選取了綜合性的創新路徑。從學科孵化和知識創新的角度上講，學科綜合不僅是一種開放的姿態，而且是一種極富生命力和前瞻性的選擇。綜合性創新基地對所在高校學科建設的影響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所在高校的學科界限和院系壁壘，借助學科隊伍人才融合、學科理論方法融合與重點學科建設等，有可能催生培育出一批交叉學科、新興學科。

二、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與關聯分析

1．基金經費流向、創新基地建設與學科發展水平的多維度分析

科研經費流向、學科門類分布、學術成果質量與數量，這三個指標能夠大體描述某一學科門類及下屬的一級學科的基本發展水平。創新基地作為優中選優的學科組織，以此為參照進行分析，能夠體察當前中國最具發展潛質的一流學科的學術資源配備情況。之所以做這樣多維度的匹配分析，一是因為國家社科基金基本上流向了高等學校（高等學校獲批立項的比率在過去10年的均值達到了80％以上），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則是依托于高等學校的學術組織，即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二者共同指向的主體是以高校為單位進行學術活動的科研人員。二是因為項目基金流向與創新基地建設能夠展示當前我國最具發展潛力的學科水平。在前期調研階段，我們曾對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進行過分學科、分級別的統計，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新聞學與傳播學立項之數據挖掘》的研究報告。由于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的分類標準依據的是一級學科名目，而創新基地的學科分類同時涉及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且151個創新基地的學科分布又較為分散，所以本文擬采用學科門類的統一標準，將基金經費流向與創新基地建設情況做一個相關性分析。考察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流向，將一級學科的學科立項率加總（此處的立項率指某學科門類的立項項目數量占當年全部學科門類獲批項目總數的比率）。不同學科門類的創新基地數量以法學、經濟學、文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管理學的順序遞減。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門類立項率的排序在2010—2012年中沒有發生改變，從高到低依次是法學、文學、經濟學、哲學、管理學、歷史學、教育學。通過對比還發現，國家社科基金與教育部人文社科創新基地在以學科門類為單位的資源配置上存在差異。國家社科基金流向代表的是一定時期內不同學科在解決社會性課題時被寄予的期望值，基金立項審批每年進行一次，以此為依據的學科門類排名，可能在某個年份會有所浮動、調整，未必具有推廣性。教育部人文社科創新基地則是本著一流性和唯一性這兩個原則遴選、建設的，其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學科組織機構，反映了目前我國一流學科的學術平臺的分布情況。國家社科基金與教育部社科創新基地建設作為反映學科發展水平的兩個維度，雖然二者在資源配置時針對某些具體學科的優先性排序有所不同，但這種序列上的不完全吻合同時有可能在客觀上避免由于學術資源過度集中而造成的“馬太效應”。鑒于此，我們認為，國家社科基金流向與教育部創新基地建設，二者分別按照各自的邏輯進行學術資源的分配，在反映學科發展水平上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二者在學科建設層面上具有一定的協作性。

2．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

葉繼元曾對南京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創新基地認定的2770種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2005年數據）做過學科統計。除去社科綜合性期刊（含高校綜合性社科學報），將各一級學科進行學科門類匯總后發現，學術期刊的學科分布為：法學（含政治學、民族學、社會學）471種、經濟學（含統計學）459種、教育學（含心理學、體育學）406種、管理學（含圖書情報學與文獻學）264種、文學（含語言學、新聞與傳播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193種、歷史學（含考古學）98種、哲學（含馬克思主義、宗教學）47種———人文經濟地理、環境科學、軍事學、藝術學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圍內。下面將根據學科門類對社科學術期刊的結構性問題進行描述。法學類學術期刊數量在所有學科門類中居于首位。但考察學科門類下的具體學科分布情況發現，471種期刊中政治學類的學術期刊多達324種，占比68．8％。相比之下，作為一級學科的法學僅有66種學術期刊，同為一級學科的社會學只有39種期刊。法學學科門類不僅擁有最多的創新基地數，而且連續3年（2010—2012年）的社科基金立項率也位居榜首。從總量上來看，法學學科門類擁有數量最多的學術期刊，這與其創新基地數、基金立項數是吻合的。但從結構上看，政治學類學術期刊在法學學科門類學術期刊中占據了半數以上比例，而其在國家社科基金中的平均立項率僅保持在394％（根據2010—2012年政治學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率平均數而得），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作為一級學科的法學，其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平均立項率保持在8．54％。法學在社科基金立項率方面遠高于政治學，但在學術期刊數量方面遠遠低于政治學。也就是說，社科基金立項率與學術期刊數量在學科門類層面上是匹配的，但在一級學科層面上并不匹配，即構成了課題總量上的匹配與相應期刊結構上的不匹配。

在對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進行細致考察后發現，其學科分布與國家社科基金的分布是極不匹配的。更具體地說，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的基本方略，國家社科基金流向、教育部創新基地的學科布局對法學都有所傾斜和側重，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隸屬的社科學術期刊的發展并未與之同步。經濟學類期刊數量僅居法學學科門類學術期刊之后，在一級學科歸類上并沒有按照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的類別進行細分。經濟學作為一門重要學科，無論是在創新基地建設還是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方面都備受重視，其在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達到15．61％，僅次于法學和文學。統計學作為經濟學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以該學科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期刊僅有13種，在整個一級學科群中屬于數量較少的學科。而統計學學科2010—2012年的平均立項率約為1．19％，在國家社科基金23個一級學科中的排名同樣是倒數的。在教育學類的406種期刊中，作為一級學科的教育學學術期刊數量高達340種，是該門類期刊的主要組成部分。教育學學科門類在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僅為3．06％，排在七大學科門類的最后一位。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資助最少的教育學學科門類，卻擁有數量僅次于法學、經濟學的學術期刊，這一不匹配現象的成因有待進一步考量。管理學學科門類只擁有8個創新基地，這在所有學科門類所擁有的創新基地中排名最后。管理學類學科門類在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維持在12．01％，僅高于歷史學與教育學。而作為一級學科的管理學，其立項率是非常高的，2010—2012年均在8％以上，在23個一級學科的立項率中僅略低于應用經濟學和法學。也就是說，作為一級學科的管理學受到較高重視，但作為學科門類的管理學，則未受到特別重視。管理學所擁有的學術期刊數量與排名前三的法學、經濟學、教育學有著明顯差距。文學學科門類的學術期刊有193種，其中包括語言學類的77種，新聞與傳播學類的73種、中國文學類的32種、外國文學類的11種。與這一學科結構形成參照的是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分布。

2010—2012年，文學學科門類在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維持在20．7％，總體排名僅次于法學。文學學科門類中的語言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67％左右，新聞與傳播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3．14％，中國文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8．1％，外國文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2．72％。也就是說，在文學學科門類中，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分布與學術期刊的學科分布呈現出較大的差異。無論是創新基地建設、國家社科基金還是學術期刊的分布，歷史學都處在諸多學科之后，這與該學科目前的社會需求度不高有關。哲學學科門類的學術期刊有47種，其中包括3個一級學科類期刊：哲學類的18種，馬克思主義類的17種，宗教學類的12種。哲學學科門類的創新基地有18個，在所有學科門類中排名第四，而哲學學科門類2010—2012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率達到14．69％，僅次于法學、文學、經濟學類的基金項目立項率。在國家社科基金的分學科立項統計中發現，哲學門類細分為哲學、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宗教學4個小類，而綜觀2010—2012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率，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是該學科門類中立項率最高的（6％以上），而宗教學的社科基金立項率僅維持在2％左右。而哲學學科門類的學術期刊分布并沒有如國家社科基金的分布一樣有著學科內部的層級差別，而是較為平均化。以上只是對各學科門類與個別具有代表性的一級學科做了描述性分析和匹配性考察，由于并沒有考慮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情況，所以只是針對單學科性學術期刊的情況做了粗略分析。分析發現，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與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分布，二者無論是在學科門類的排序方面，還是在一級學科的結構性配置方面，都不具有顯著的匹配性。特別是，作為學科發展水平較為一般的教育學門類從總量上擁有較多的學術期刊，呈現出期刊學科結構的冗余性；而作為一級學科的法學、社會學類學術期刊，雖然其總體數量尚屬可觀，但若從重大社會性議題應當倍受關注的層面來講，其數量顯見不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分布呈現出一種結構性失衡。造成學術期刊這種學科結構性失衡的成因，固然有其歷史原因，但值得重視。

三、創新基地主辦的正式期刊情況

151個創新基地共擁有大約255種出版物。其中，正式期刊44種，占16．9％；學術集刊124種，占48．9％；非正式期刊87種，占342％（鑒于非正式期刊中有些為連續出版物，有些則為不定期出版物，此部分的數據可能有所遺漏）。創新基地作為我國最具知識生產潛力的學術組織，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創新基地主辦的專業期刊是其學術傳播的主要渠道。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和刊齡是考量其學術傳播力的重要因素。鑒于此，下文擬對創新基地主辦的正式期刊情況做一個描述性的梳理，并考察正式期刊與創新基地的配套、協調程度。

1．學科結構分析

如前所述，在151個創新基地所主辦的出版物中，有44種正式期刊（其中有3個基地擁有2種正式期刊），具體情況見表5。由表5可知，在151個創新基地中，其中，有41個基地擁有正式期刊，占26．4％；有111個基地沒有正式期刊，占73．6％。從比例上來看，只有1／4左右的創新基地擁有正式期刊。以學科門類為視角分析這批創新基地所辦期刊發現，創新基地學科分布與正式期刊數量的匹配情況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除歷史學、綜合類的正式期刊數量較少外，其余學科門類的正式期刊數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說，正式期刊與所隸屬的創新基地在數量的分布上是不匹配的。擁有最多創新基地數量的學科門類，并沒擁有相應多的正式期刊；擁有正式期刊數量最少的學科門類，也并不是擁有最少創新基地數量的學科門類。而除去最高和最低數量的極端值，綜觀正式期刊在其他學科門類的分布，幾乎是持平，并無明顯的差異。如果說正式期刊與所隸屬的創新基地在數量的分布上并不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那么考察正式期刊與相應學科的立項情況就構成了另外一個可供借鑒的維度。例如，人口學作為近幾年受到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眷顧最少的一級學科（立項率均值在1．4％左右），以此定位的創新基地只有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主辦的刊物是創刊于1977年的《人口研究》；而擁有14個創新基地的歷史學學科門類，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率年均雖達到711％，卻僅擁有《清史研究》一種正式期刊。

正式期刊在學科層面的分布上也存在著結構性冗余與缺失并存的問題。作為平均主義思想的產物而續存的期刊結構，與目前的學科布局和學科發展需要是不相稱的，正式期刊的分布并沒有如國家社科基金流向與創新基地分布一樣有著顯而易見的、學科門類上的差異化布局。如果說國家社科基金與社科創新基地在學科結構的分布上有一定的協同性，那么正式期刊的分布格局與上述二者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從國家社科基金流向、正式期刊審批、創新基地建設三者的行政管理主體來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隸屬于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社科基金的流向應當說較集中地反映了中央對于發展我國社科學術理論研究的導向；創新基地是隸屬于教育部的學術組織機構，以建設一流學科科研平臺為目的；社科期刊的刊號分配由國家新聞出版署宏觀調節，實行主管主辦制度和屬地管理原則。以學科發展水平為中心，將國家社科基金的流向與創新基地及其所主辦刊物的情況做一個橫向的匹配，一是為了增加視點的多維性，二是為了考察以上三部門或機構在學科建設層面的協作程度。國家社科基金在分學科立項方面，能夠基本保持某具體學科立項比例的年度穩定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或許在有意識地進行著宏觀比例的調控；創新基地作為一個長期而持久的學科建設、學術交流平臺，在籌建中兼顧了學科布局和地域布局，具有一定的科學性、穩定性；社科期刊的分布與上述二者的顯著不同之處在于，其并沒有學科門類間的結構性統籌、安排，而這種宏觀布局上的平均性必然導致期刊在學科分布上的不平衡。

2．刊齡分析

1978年（改革開放）和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新時期中國發展的兩個重要時間節點。據此時段，結合期刊的創刊時間，對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期刊進行刊齡結構分析發現：在44種正式期刊中創刊于1978年以前的有9種，創刊于2000年以后的有8種，其余27種期刊的創刊時間在1978—2000年。以1978年為分水嶺考察這批期刊當前的出版運營情況，并與創刊于2000年之后的期刊做比較，可以管窺誕生于高校土壤中的這批期刊的傳播生命力。創新基地創辦于1978年之前的正式期刊迄今已有50多年的刊齡。盡管1978年之后我國社會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創刊于1978年之前的老期刊來看，它們中的大多數并沒有發生品牌老化、生命力衰退等現象。相反，以《世界經濟文匯》《全球教育展望》為代表的期刊，經過主動改版后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現在正不斷創新以適應新世紀學術創新的節奏。自中國加入WTO以來，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從理論上講，新世紀之后創辦的期刊，在辦刊理念上有一定的新穎性，具有更強的服務于學術的辦刊意識，同時也具備了更大的成長空間，這批期刊盡管創辦時間明顯滯后于創新基地的設立時間，但也擁有了自主的成果平臺，只是基地審批和期刊審批分屬于不同部委的現實造成了這一時間差。這種學術創新和相關基礎設施不配套的情況源于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導致的嚴重條塊分割。這不僅影響了基地與學界的順暢交流，阻礙了基地的學術創新，而且增加了學術創新成果向學界的交易成本，最終壓抑、消解了學術創新。學術創新與學術期刊創新理應互動互補：學術期刊創新為學術創新提供了傳播渠道，學術創新是學術期刊創新的源泉。學術期刊作為服務于學術創新的配套資源，其在審批管理等環節的高門檻和長周期，對于學術創新和知識生產是極為不利的。學術期刊創新不僅關乎創新基地學術成果的傳播，也事關期刊強國的建設。

四、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集刊情況

我們將創新基地主辦的非正式期刊界定為正式期刊以外的其他出版物。創新基地主辦的非正式期刊包括以書代刊的學術集刊、學術通訊、電子刊物等出版物。學術集刊是中國內地編輯和出版、以書代刊式的、連續性的學術出版物［3］。

1．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集刊的總體情況

近年來，學術集刊異軍突起，成為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出版現象，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匯總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集刊出版情況發現，分布于90個創新基地的124種學術集刊中有38種曾在創新基地所在的高校出版社出版發行，部分學術集刊的出版并未連續保持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這38種學術集刊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政府管理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意象》《英達－蒙代爾講座》《人大法律評論》《新聞學論集》《歷史地理研究》《文藝學新周刊》《文學理論學刊》《價值與文化》《武大國際法評論》《人文論叢》《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西方法律哲學家研究年刊》《當代港澳研究》《公共行政評論》《思想與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民國研究》《文藝美學研究》《猶太研究》《藏學學刊》《清華大學學報（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教學專刊）》《創新與創業管理》《新政治經濟學評論》《近代史學刊》《華中語學論庫》《產業組織評論》《外語學刊》《道德教育論叢》《西南邊疆民族研究》《區域海洋經濟地理理論與實踐》《宋史研究論叢》《中國傳播論壇》《知識產權年刊》《研究》和《文學前沿》。在21世紀我國出版的各類學術集刊中，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集刊區別于非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集刊的媒介特征是：創新基地是政府批準且隆重推出的學術機構，不僅擁有合法性而且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因而創新基地結合其學術研究而集結出版其研究成果，與其他單位主辦的學術集刊相比更具備組織合法性，而出版社出版的學術集刊不僅從專業分工的角度各自術業專攻，而且可借出版社使其“半自主性”的學術集刊成為合法出版物。因此，學術集刊盡管因為缺乏審批程序和CN刊號而未能成為中國大陸境內的正式期刊，但其不屬于非法出版物，其具備國際通行的連續出版物的一般特征，在實行出版登記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其一般會被認可為期刊或連續出版物。這些在中國大陸境內欠規范的出版物有其正當、旺盛的學科需求，正視這批學術集刊中學科發展需求與期刊審批之間的矛盾，使學術創新與學術期刊創新相匹配，進而維護、培育這批權威性學術機構的社科學術創新能力，應該成為教育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共同協商、解決的問題。當然，出版社如何配合創新基地的學術創新，創新基地如何堅持連續出版以形成學術品牌，也是編輯出版活動應當關注的問題。

2．CSSCI認定的學術集刊情況及其啟示

學術集刊作為圖書與期刊兩種媒介雜交的產物，采用以書代刊的形式部分規避了期刊審批的障礙。但對于沒有正式期刊的創新基地來說，要耗費更多的交易成本。這是因為學術集刊的編輯單位與出版單位的分離，為出版學術集刊而耗費的時間、人力、財力成本都要比出版正式期刊高出許多。從社科創新基地現有學術集刊的出版周期來看，多為季刊、半年刊或年刊，較低的出版頻率，雖契合了知識生產的周期，但也反映了媒介服務缺位所導致的成果滯后問題。大多數創新基地有著極強的辦刊積極性，同時也擁有相應的學科、人力、品牌等辦刊資源，但刊號仍舊是高懸在學術集刊之上的“達摩克利斯劍”。由于缺少正式身份，往往使得其學術成果的傳播力與認可度大打折扣。創辦學術集刊是在現有學術創新和學術期刊創新不匹配、不對接情況下的一種替代性的補救措施、一種無奈之舉。因而，學術集刊的編輯出版作為創新基地學術研究活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就有了某種象征意義的突圍性質。近年來，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就將學術集刊納入到其評價體系。通過整理創新基地主辦的學術集刊，發現有3種集刊已獲得CSSCI的認定。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辦的《行政法論叢》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學專業集刊，定期匯集出版國內行政法學研究的前沿成果，每年出版1—2卷，迄今為止已出版15卷。其中，1—10卷由該中心名譽主任羅豪才教授擔任主編，自11卷始，由該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擔任主編。該刊現已成為CSSCI來源集刊（2012—2013），并且入選中國期刊網。該刊的研究內容主要是“軟法”，即那些不能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性規范。其辦刊宗旨在于回應正在崛起的公共治理對軟硬并重的混合法模式的迫切需要，倡導在行政法學領域開展具有前沿性和創新性的理論研究，以提升中國行政法學學術品位，促進中國行政法學長足發展。行政法學作為憲法學的一個分支，在憲政實踐階段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縱觀法學諸分支的正式期刊分布，關于行政法學的專題期刊目前只有中國政法大學主辦的《行政法學研究》一種。

在當前法學學科不斷細分且相應學術期刊資源匱乏的背景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創辦的《行政法論叢》，應當說是一種自覺的創新。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辦的《民國研究》，現為CSSCI來源集刊。該刊創刊于1994年11月，自第4輯開始改為16開本，并以南京大學學報特輯的形式定期出版。2008年8月，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初步達成了合作出版《民國研究》的框架協議，計劃每年出版2期。該刊主要刊載有關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的史實與理論方面的研究文章。憑借南京大學的特殊歷史地位，其對民國史學方面的研究積淀較深，《民國研究》就是在這一有著強烈國內外需求的背景下創辦的。該刊本著“以史為鑒”的辦刊初衷，為認知中國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個平臺。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辦的《文化遺產》，其前身為《民俗學刊》，由原中山大學民俗研究中心主辦，2001—2005年，共出版了8輯，在學界備受青睞，繼而成為CSSCI來源集刊。2004年，《民俗學刊》更名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05—2006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出版了第9—11輯（延續《民俗學刊》的輯數）。2007年，在繼承和總結以往辦刊經驗的基礎上，再次更名為《文化遺產》，并獲得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授予的刊號而成為正式期刊。這種認可是對學術集刊主辦單位連續性學術創造的充分肯定，同時也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這樣一個舉動等于在現有期刊出版管理體制下開了一條可供外圍優質期刊資源流入體制內的“口子”，在學界自辦刊物領域內樹立了一個榜樣，同時也是對所在創新基地協同生產學術成果的一種激勵。在上述案例中，學術評價突破了期刊管理體制的障礙，對于沒有CN號的集刊，也沿用、借用國際慣例予以承認，從客觀上形成了倒逼新聞出版部門的機制。以上3種學術集刊在學術評價創新和期刊管理制度創新方面，為將來從創新基地自辦集刊中遴選CN期刊提供了榜樣和參照。

五、結語與討論

教育部151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是中國高校系統極具權威性、發展潛力且符合學科發展需要和趨勢的新型學術組織，從學術機構設置創新的角度象征和標志著21世紀我國社科學術的轉型，以此為例研究社科學術期刊與創新基地之間的關系有以下發現。其一，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與國家社科基金流向的學科分布，二者無論是在學科門類的排序層面還是在一級學科的結構性配置層面，都不具有顯著的匹配性；綜合性社科學術期刊占比較大，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關學科的學術期刊占比較小，存在學科結構不均衡的問題。其二，在哲學社會科學優勢資源向創新基地聚集，以及創新基地的優質資源和優秀的社科學術成果并沒有批量地、制度化地轉化為社科學術期刊資源的情況下，如能有效利用創新基地的成果和資源，對中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轉型將會產生積極影響。其三，創新基地既擁有國家社科基金等優勢資源的大力支持，又連續產生社科學術的前沿成果，其不僅是社科學術期刊的優質稿源渠道，而且也是推動社科學術期刊結構轉型和辦刊體制轉型的重要力量，國家有關部委與相關單位應積極主動，加強溝通合作，盤活這批優質資源，以推動中國社科學術期刊更快更好地發展。其四，受目前期刊出版體制制約，絕大多數創新基地沒有主辦的期刊，只能以學術集刊等形式輾轉學術成果，引導學術發展，這不僅對創新基地的發展不利，也造成了相當的資源沉積和一定意義上的資源浪費。因此，在目前，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應重視并認可學術集刊是目前體制下正式期刊的有效補充；同時對于出版質量高、享有良好學術聲譽的學術集刊應及時批轉為正式期刊。其五，受新興的學術評價體制制約，大部分創新基地學術集刊所的大量學術成果，既未被納入學術信息檢索系統，也未能進入學術職稱評審、學術獎勵、學術考核等學術評價體系。這種現象應該引起學術界的共同關注。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對部分學術集刊發表的學術論文采取了變通性的做法，將之與有關核心期刊同等對待。［3］在現行期刊審批趨嚴趨緊且短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改觀的情況下，如何呵護學術集刊健康成長，擺脫學術集刊及其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尷尬處境，探索、建立有效的學術集刊的評價體系，對創新基地的學術集刊及其學術地位給予實事求是的科學評價，這既是關乎我國一流學科建設的問題，也是學術管理部門和學術評價系統應當協力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葉繼元．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布局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2］葉繼元．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學科結構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2008（4）：126．

［3］楊玉圣．值得關注的學術集刊現象［J］．云夢學刊，2004（4）：29.

作者：李頻1，李瑞2 單位：1．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2．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文化傳播學院，